晴朗﹕习李新政面临的第一重困境

习近平上位伊始就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为旗帜，在中共思想库的陈年旧货已经霉烂腐朽的今天，要凝聚民心似乎只剩下“爱国”、“复兴”这一类宏大话语多少还管点用的了。追溯后文革这三十五年，这一副药方已不算新，八十年代的爱国宣传还很有点说服力，因为那时候改革开放中的国家正向著世界文明主流逐步靠拢和汇合，爱国主旋律相当有效地填补了因为文革十年浩劫留下的信仰危机。

到了后六四，信仰何止危机，简直是精神真空!在这个时期，中共把爱国升级加码为民族主义，并加入仇外的虎狼猛药，这是八十年代的爱国主义并不包含的内容，之后民族主义又升级为赤裸裸的国家主义。爱国话语从“奋起”跳跃为“腾飞”，后来更被“强国”和“盛世”的造句所取代。

习近平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但是旧瓶，里面装的也不是新酒，况且时代不同了，呈现在眼前的社会也不同了。简言之，第五代习李面对的是一个严重分裂的中国，这并非是从领土疆域意义上的分裂，也不仅仅是贫富悬殊的社会分裂，更在于日益觉醒的民众和统治阶层在是非黑白价值判断上的严重分裂。

最典型的就是自从毒奶风暴至今，中国食品安全在普通百姓当中造成的集体焦虑;中国每况愈下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生存危机，对这些关乎基本民生的问题，官方的认知和标准说词，和民众的认知严重对立。更因官方把这些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矛盾上升为政治问题，而加剧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对立。

举一个例子，环境破坏造成的空气污染迫，已经构成迫在眉睫的全民生存危机，北京环保局这些年一再把妖雾弥天的重度污染公布为“轻微污染”，使得北京市民都把美国大使馆公布的PM2.5数值统计当作权威标准，而中国官方总把这个关乎大众生存的问题加以政治化，一再指责美国“妖魔化”，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到官方媒体都痛斥美国驻华使馆“唯恐天下不乱”、“违反维也纳国际外交公约”、北京环保官员更声称美国使馆公布的空气数值“不符合中国标准”，是“不严谨、不规范、不科学”。然而谁更严谨、更规范、更科学，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官方的谩骂无法转移和化解民怨。

还有就是骆家辉成了网络曝光率最高的公众人物，他广受网民颂扬的种种花絮不必一一列举了，但对骆家辉所代表的价值观的判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认知的巨大落差，鲜明地反映出中国的社会分裂。官方喉舌媒体光明网发表的“雷人”奇文，叫做《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指他一系列的表演都是展示给中国人民看，“暴露了美国以华治华，煽动中国政治动乱的卑鄙用心”：是“为美国收揽中国民心，强化中国民众崇洋媚外的奴性，进而分化中国的意识形态，才是这位华裔大使的如意算盘。”

央视主持芮成钢对骆家辉的提问，更能反映出双方价值观的南辕北辙。他的提问是：“您坐经济舱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的钱?”这一“雷人”提问，暴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丑陋和荒诞，中共政府购买一万一千多亿美元的国债，并不代表美国欠了中国的钱，那是中共政府把钱放到他们认为较为稳妥的篮子里的投资，至于为什么不把钱放到国内投资?为什么不扩大内需?为什么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走共富之路?从另一角度说，中美经济互惠互补的格局，对中国的重要性超过了美国对华的倚仗。毕竟没有了中国这座“世界工厂”和中方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美国日子吃紧许多，却还可以过下去;但中国失去了美国市场，岂止经济大幅萎缩凋敝，更会出现大规模动乱!

目前中国社会的权贵阶层和普通民众从经济层面到思想认知以及是非判断的严重分裂，正是习李新政面临的第一重困境，光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解决不了现实矛盾。习近平强调反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内需”的调整，许诺让人民得到“改革的红利”，以及对最近“只缘妖雾又重来”北京空气极度污染允许民众公开批评，王岐山向体制内人士推荐《旧制度和大革命》这本书，这都说明第五代中共政权并非没有看到社会对立的危机，也想做一些事情去缓解危机。问题是类似的诺言和举措，十年前胡温上位时差不多都说过和尝试过，却难越雷池半步。这是因为这个体制非常不幸地丧失了自我省视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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