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官场权力和性交易是常态 敢言媒体红线底线是四个维护 图

10年一度的中共交班仪式还没有完成，惯例上党代会是年底开，中共交接班，第2年的3月份在两会期间整个政府的行政部门交接班，人大政协和国务院大换班，这就完成了全面交接。这一次确实是很不寻常，从11月份开十八大到3月份开两会，就这几个月都很难平安的度过。

这当中有一系列不寻常的事件，先是习近平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分任命了上将。中共的军委是这样的：一个军委两块牌子，就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还有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本来是没事的，其实就是一个军委，只是挂两个牌子。但是他在权力交接的时候有一段是交叉的，就是说十八大到两会这两个多月的期间，一个军委有两个主席，一个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个是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两个不是同一个人。

在一般的情况下，当然他也是含糊不清，故意的，就简称“中央军委”，他不去明说这是党还是国家。但是在条令上和法律上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是给上将授衔是根据军官军衔条例，这个军官军衔条例是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所以它应该是只管国家，不管党的。条例里面它就提到：中华人民共和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在这里它没有说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按照这个条例从上将到上校的军衔都是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授予的。既然是人大批准的，它指的当然就是国家的军事委员会。

结果就是还没有交接完，将就的就授了军衔。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说明的是现在中共自己的危机感非常严重，无论这个危机是内忧还是外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至于如此匆忙。

再一点就是，突然提前宣布“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后来又退回去了，退到了说“改革”劳教制度。突然提前宣布停止是很奇怪的，后来退回到改革就更奇怪。这个我们都讨论过了。另外一个就是《南周》的新年献词这个事件，及其扩大以后的效应。

这两件事情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劳教是一个专政的工具，而《南周》事件是中共宣传口的事情。专政工具在和平时期就是“枪杆子”，而宣传口是“笔杆子”。也就是说在短短的2个月时间之内，都没有办法避免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两杆子所积累的矛盾的爆发，都不能拖到两会以后。笔杆子的问题当然就不仅仅是对媒体的监控，就说中共现在从意识型态的理论，一直到具体的对媒体的操控，一直到网络的监控，都出了问题。

从马列毛到衣俊卿

这里想谈一谈衣俊卿的故事，没有什么比衣俊卿的事情更能说明中共意识型态和道德的困境了。衣俊卿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他做了什么呢？他被手下的一个女博士后揭露出来他和女下属有广泛的性交易。这个原来是在网络上的，很多人不能证实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结果前几天处理意见就出来了，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说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已免去其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你现在到中央编译局去查，局长确实已经换了人了。

中共它自称是马列主义政党，这个是写进了党章和宪法的。可是马列都是西方人，他们写的东西没有人懂，所以就需要一个权威机构来组织翻译、来组织审定。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其实是掌控了中共意识形态正统性的解释权，就是说它翻译出来以后，这就是官方版本，就得照这个做。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原来它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后来中共它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需要把中共发展的这一套理论介绍给世界，当然在多大程度上它能指望别人能够接受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于是就有了翻译中共领导人的文章成外文的任务，也变成它的工作了，这样的话它的名称也就改了，所以现在正式名称就叫“中共中央编译局”。当然它还有其它任务，就是研究马列理论等等这方面的任务，这是编译局的事情。

回到衣俊卿的生活作风。新华社的报导没有提到是什么生活作风的问题，和这女博士后的曝光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它没有提。但是从这里有两点应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可以提出来的。

第一个，在中央编译局，这个中共意识形态的最高研究机构，权力和性的交易是个常态。就是说从局长到打工的博士后们，没有人认为这和他们所研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什么冲突。

第二点，衣俊卿本人出身于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相当于现在广东省庹震的位置，就是省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他们是每天监督媒体的人，就是每天监督媒体有没有报错东西的人，对于这种事情他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监管的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方面的问题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不能设想在一个省委宣传部的位置上，他的思想、行为很规矩的人，到了中央编译局就变坏了。要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当官当到省级还是好的，到了中央才是一个堕落的地方。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就这个推论我们觉得很有道理的，就是衣俊卿在省委宣传部门的时候，当省委宣传部长的时候，至少他的思想、行为很可能跟今天是一样的，就是说在省一级也是这样的。

《钱江日报》就有一篇文章，它描述衣俊卿是“满嘴马列，满腹盗娼”。不知道这个原作者的意思究竟是什么？一般来说，这个句子是一个对比句，也就是说前面和后面是对立的，也就是他把马列和盗娼作为对立的东西提出来的。问题是，马列和盗娼真的是对立的吗？还是说马列是因，盗娼是果呢？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一方面就是，假设马列主义本身并不造成道德的败坏。中共官员是声称信仰马列的，中共官员广泛的腐败就可以证明信仰马列确实有造成双重人格的作用，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这是普遍现象。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共的官员都可以不脸红的在台上大谈精神文明，而到台下去就大搞物质腐败和性腐败。也就是说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最低限度，马列主义对于信仰马列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是完全没有约束作用的。这是第一个假设。

第二个就是马列主义本身具有拉人下水，腐蚀人的作用。这一点从马列主义的创立者和主要执行者可以看出来，确实有这个作用。因为马克思本人他就道德败坏，他让他的妻子燕妮陪嫁的侍女海伦怀孕了，还让恩格斯给他背黑锅；列宁是患了梅毒；毛泽东淫乱现在也是人人都知道的。

如果说仅仅是某一个在某一件事情上，我们还可以说这是个人问题，但是这些马列主义的主要的提出人和承传者都是这样，那就很难不从这个理论体系去看它理论体系本身的问题了。

那就讲到第三点了，就是共产主义的道德不是人类的道德。今天我们不讨论共产主义理论的全部，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共产主义这个理论体系里面的道德观和人类的道德是背道而驰的。

首先，共产主义是要摧毁现存人类所有的制度，所有现存的社会结构，包括维系了几千年人类道德的道德体系和人类的传统。人类的道德是神给人的规范，不是人规范的，而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消灭了人对神的信仰，建立起了一套“阶级斗争”的邪说，连它所提出来的所谓道德都是有阶级划分的，所以它所说的共产主义道德，跟神给人类规定的人类的道德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样看来的话，研究马列、信奉马列而导致道德败坏是一个常态，如果不是必然的话。

所以“衣俊卿作风问题不合适编译局的职位”，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这个编译局就是为中共的统治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法性基础，换句话说就是变着法的说假话骗中国人。衣俊卿在这个位置上所作所为正好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有人居然能够从把衣俊卿撤职看出中共反腐败的决心，这个其实不能说明任何反腐败的决心，当然有可能是清除某一个派系的残余的力量，这倒是可能的。因为整体来说，马列主义的地基本身不正了，那建出来的房子肯定是歪的。

敢言媒体的红线底线说明什么

最近《南周》事件提出了一个“敢言媒体”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敢言媒体有一些底线不能突破的，这些底线说明了什么？其实我们知道中共的意识形态早就崩溃了，所以在宣传方面、教育方面，对媒体的管制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不像以前毛泽东时期还有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是没有的。因为它现在要提出来的指导思想互相之间是矛盾的，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因为他们自己也讲不清楚。

这样一来的话，在媒体监控的尺度上，投机性和随机性就很大。所谓“投机性”就是没有原则，一切以现行的领导、现行的政策为准。所以与其说是规定应该根据什么原则，就是根据什么指导思想来进行报导，那还不如说是规定什么不能报导。

这正是过去1、20年来，特别是过去10多年来，中共的宣传的最大的变化，它从主动进攻型的批判的武器变成封网、删帖、收缴报纸为主的严防死守，包括常规使用的事后审稿，和这一次庹震越界所做的事先审稿，这都是属于严防死守范围的。

以前我们讨论过这个机制是怎么变化的，这一次我们就不谈了。想谈一下，前几天看到有一个帖子，就是推特上莫之许谈了一下，就说《南方周末》的创始人谈到，《南方周末》为了报纸的安全而提出来了四个维护，作为办报的红线。就说这个红线不能冲破。哪四个红线呢？就是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现行政策、维护现行政治体制、维护社会稳定。他说如果冲破这四条红线我们早就完了！也就是说《南方周末》是守住这四条红线不突破的，为了保证自己能够生存下去。

那《南方周末》有“四条红线”，《炎黄春秋》其实也有个“五不碰”，就是它的底线，哪五个不碰呢？多党制、军队国家化、六四、法轮功、现任和上一任中共领导人，这是《炎黄春秋》的五不碰。它们没有说这是中共宣传部门给它们设置的底线，还是它们自己设置的底线。虽然说《南周》和《炎黄春秋》，一个是四个维护，一个是五不碰，当然它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具体的描述方法是不同的，所以就不能确定这个底线是谁给它设的了。

我记得前几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媒体人，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也被问到了，说：你们媒体报导的底线是什么？这个人非常直率，说除了法轮功，什么都可以报。其实中国的媒体人很多就是不说这句话，应该这是一个规定给他们的绝对不能突破的底线。

这就是说如果媒体，即使是这些敢言的媒体都设置了不能突破的底线，而且他们都遵守这个底线的话，那么实际上它的实质问题就是，一个局部的抗争有没有可能积累起来变成全局性的抗争，甚至改变媒体监控的性质，导致媒体最终突破中共管制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认为最终是能够突破的，就是每一次的抗争是会引起整个社会向前前进一步。但是如果说连这些敢言媒体都自觉的遵守了这些底线的话，那么有没有可能最终突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说不管这是谁设置的底线，即使这是《南周》和《炎黄》它们自己设置的话，当然也是秉承了中共的意志，迎合了中共的需要。

因此在这个背景下，新闻自由能不能突破实际上是一个悖论，就是说如果你不去尝试的突破这个底线的话，你就永远在打擦边球，也就永远不会有新闻自由。而一旦去尝试了突破这个底线的话呢，按照《南方周末》的人说起来，这个媒体就完了！还是没有新闻自由。而中共的底线它永远是根据中共当时的需要和利益的变化而改变的，即使它变了，也和新闻自由没有关系，还是中共的意志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我认为这个悖论在中共的系统之内是没有解的，无论是换《南周》的总编，还是撤庹震，都不会改变中共对媒体控制的这个底线，而这个底线不突破，就永远没有新闻自由。

按照瓶颈效应，一条生产线生产产品的速度不是由最快的部分决定，而是由最慢的部分决定。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是不是有新闻自由，其实并不是看哪些新闻已经可以报导了，而是说哪些不能报导，它是由那些红线和底线来决定的，只要还存在着设置红线、底线的机制和权力，这个地方就不会有新闻自由。

绕不过去的坎

那刚才讲的是媒体，也就是说实际上是笔杆子的部分。现在我们再看枪杆子，就是专政工具这边，也就是依法治国方面，中共的现领导面临的是一道绕不过去的槛。

上次我们在谈到宪政的时候，列举了两种假宪政，就是定义性宪政和字义性宪政。定义性宪政牵涉到的是现行宪法的合法性的问题，这次我们不谈，我们仅仅谈谈字义性宪政，也就是说是依法治国的问题。

先举几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湖南的朱承志先生，因为他拍摄了“六四硬汉”李旺阳死亡的照片，而且一直在关注李旺阳的死亡这件事情，引起了警方的不满，就把他拘留了。今年一月份，刚刚开过年，就转为监视居住。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七十三条立法，将强制失踪合法化以后，很可能是第一个应用的受害者。

问题是警方，就是公安对他的家人表示，说只要朱承志保证不再关注李旺阳的死亡案，就可以恢复自由。那也就是说警方办这个案子和法律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牵涉到警方、公安自己的利益。这个案子关注的人多，大家知道，那全国这类案子还有多少？

这个“监视居住”是家人不能见，律师不能见，要见要经过警方，并不是说在家里面监视居住，甚至连家人去见面的地方都不是那个所谓监视居住的地方。这和非法关押和强制失踪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说即使不用劳教的这个手段的话，警方仍然有无数整人的手段，而且这些手段没有一个是合法的。

第二个案例是高智晟，高智晟律师被关在新疆沙雅监狱，最近他的四弟和耿和的父亲千里迢迢跑到新疆沙雅去看了他，探视之前监狱方面就警告说，不准问有关高智晟的一切问题，问了就终止探视。也就是只能看不能说，甚至连高智晟在里面的生活状态都不能问。耿和还透露了说，给高智晟寄了些信和贺年卡，连收到、没收到都不能问，探视只能证明一条，就证明他还活着。

众所周知，高智晟是政治犯、是良心犯，这些所有对他的规定，就是这次探视时候的规定都是违法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一问，这个违法的是谁？如果是监狱方面自作主张的话，为什么上面的新疆的司法部门，再往上还有司法部，不去纠正监狱方面的违法的做法？如果说是上面决定的，监狱只是执行的话。也就是说在中国即使是国际关注的案子，还仍然是公然的人治，它这个违法是不瞒人的。

谁有这个权力来干预沙雅监狱探视的事情？这个机制是什么？如果没有机制的话，不是说哪个人想管就管得了的，不是说哪一个政治局委员想管就管得了的，因为这要有个机制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司法系统当中，司法部所属的监狱和劳教所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之外的干预机制，这还是在政法委被削权以后发生的。所以我前几次谈到，就是中共的维稳机制还在继续运行，即使是政法委不入常，这个机制在找到替代方法之前，还会继续运行下去，现在看来确实是如此。

第三个案例就是法轮功学员曹东的案例。曹东是因为2006年见了欧洲议会副主席，而被判刑5年，去年6月8日他又被北京安定门派出所的警察绑架；一直到2个多月以后，8月21日，曹东的母亲在几经周折下，才在甘肃庆阳曹东老家的派出所看到曹东的劳教决定书。他的代理律师黎雄兵表示，曹东的案件要申诉，经历了北京的三级法院，到今天仍然无法立案。劳教委明明是滥用劳教，而法院却可以拒绝接受这个案子。

这三个案例其实很有代表性，我们就不说这些案例原来这个案子的荒唐之处，比如说高智晟律师是被“判三缓五”，缓刑到期的前几天突然决定这个判刑要执行了，而缓刑期间他一直在公安手中。而曹东因为和欧洲议会副主席会面就被判刑5年。那如果说会见欧洲议会副主席就是犯罪的话，那么中共的高官不是每个人都犯了罪行吗？

这些案子的荒唐之处我们今天不谈，我们就讲现在的情况。这些案例有的是公安滥权的；有的是监狱任意违法的，多半还是接受了来自高层的命令，所以违法的它根本就是在高层，而不是在基层；有的是滥用违法违宪的劳教制度的，当然主要是公安；有拒绝立案的法院。要知道，对高智晟迫害的命令是直接来自中央的；而曹东的案子，这次是在北京办的，所以都不存在说地方掌握政策不好的问题。

违法乱纪、执法犯法的行为在中国的公安系统、监狱、劳教所、法庭上等等，所有司法体系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大量的发生，我们这里举的只是几个被外界广泛关注的，而且国际上也是非常关注的重大案子。

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司法体系是被全面系统彻底的破坏了，而不是说个别案例出了问题。如果说出现了一个按照现行法律去判的，或者执行的案例的话，那是中国司法系统的例外。而这种对司法体系全面系统的破坏却是当年1999年的时候为了迫害法轮功而设计出来的，包括建立了法外的指挥系统“610”办公室，和后来基于“610”办公室的经验基础上，把打击对象扩大到更大的民众范围之内的维稳办，包括强化了的党的政法委系统，一直到去年的薄熙来、王立军案发以后，牵涉到周永康和中央政法委，才有了后来的削权，但是它的运行机制还在。包括用内部的文件、电话通知来管理公开的司法解释，用司法解释来管理法律，非法应用法律来破坏宪法，尽管这个宪法只是个定义性的和字义性的宪法，整个这一套机制是现在中共的司法系统正在执行的。

为什么现在要提出来“依法治国”？当然就是因为现在没有依法治国，也就是说现在完完全全是没有法律的。为什么没有依法治国？是因为被中共的一场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破坏了。因为政治运动和法律、和依法治国是对立的，所以为了实行这场政治运动就必须把法律给破坏。所以追根溯源的话，如果今天要在中国谈依法治国的话，法轮功问题就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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