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事实上演绎为国家象征和政治文化事件，它对中国大陆政治文化生态、尤其是对社会大众的启发，将远远超越诺奖和文学本身，权且称为“莫言现象”。作为诺奖带动的世界级作家，其作品和身份，在现实中国最终都要重新接受人类良知、普世价值的审视。文学是文化或文明的载体、“政治是文化的产物”，这是常识。将莫言获奖，单纯从诺委会(西方)或中国现实、以文学或政治角度分析，恐有失偏颇。对他以文学呈现的国家政治特征，却不能放弃警觉。“莫言现象”作为重大文化政治事件，探讨还不充分。
笔者对莫言及其作品有如此认可：从农村到城市、从辍学少年到作家的成长背景;身在中共权力体制内但非政治人物;作品具有独特语言、丰富想象力和文本创新。
“文学中国”无法替代“现实中国”
在狱中看过莫言《红高粱》短篇和其最具代表性的《丰乳肥臀》，在其获奖后集中浏览了《天堂蒜薹之歌》和《蛙》，时被故事情节打动。记得狱中例行安检时，法制科长在我的储藏箱中翻出《丰乳肥臀》，说是黄色小说要没收，我费口舌解释：它离黄色书籍远着哩!这本盗版书是出狱难友留下的，这次躲过安检。我出狱时，连同难友留下的几十本书籍，全都转送其他尚在狱中的朋友。几个月后，有难友出狱，他告诉我，《丰乳肥臀》在安检时最终被没收。
就文学审美而言，可用低俗概括莫言作品，他就是作家界的赵本山—一被极度压抑的农耕文化表达的粗野、狡黠和恣肆，以及对世俗大众的刻意迎合和写作的利益驱动，而无作家作为社会人的道德担当和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仅举《丰乳肥臀》两情节：日寇边在村庄杀戮，日军军医边给村中孕妇接生;母亲与教堂外籍牧师通奸产下混血儿，常被丈夫变态殴打下体，再与养蜂人等等在野外苟合产子。
莫言距离一个具备现实和人道情怀的作家尚远。其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恰恰借用《聊斋志异》民间逸闻外衣，遮蔽了历史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中国真相;文学想象伤害了文学真实。莫言笔下虚构的三年大饥荒、计划生育情节，不及真实的百分之一。文学想象和虚构，与真实社会相比，总是遮蔽了许多可见可存的具象。读者光凭虚构的“高密东北乡”和一个个作品主角“我爷爷”“我奶奶”“我母亲”“我姑姑”……无法与现实存在的地域和真实人物衔接起来进而产生真实感;并且后人们会认为，小说家虚构的历史事件不能当真，当然也不曾发生，进而一笑而过。
每个成年中国人都明白，1949年后的“现实中国”远比莫言的“文学中国”恐怖与苦难。对应于个人、家庭(家族)、村庄、城市，迄今不为人知而汇集的事件和人物，浩如烟海。因此说，莫言虚构文学带给世界的最大一个坏处是：非中文读者，读莫言的作品，会错以为那就是真实的中国，丑陋专制的中国会被淡化。那些高度褒扬莫言小说的外国评价者，正是混淆了最为关键的真实与虚构的分界线，错把虚构当真实，才给莫言作品贴上对抗、揭露和尖锐的溢美标签。
笔者并非全部否定文学虚构与想象本身，而是意在说明：非虚构的纪实和见证文学远比虚构文学，在当下中国更能承载和复原历史;非虚构文学在专制政治文化上，尚承担着反洗脑、反奴化和反愚昧的功能，而虚构文学只能带来愚化和遗忘。德国汉学家顾彬评价莫言作品“没有思想”，相当中肯。文学表达的历史和现实血淋淋的“中国记忆”，只是多样文化手段的一种，有其局限性。电影、音乐和绘画等艺术形式，具有不弱于文学的感染力、记述性和传播力。
与体制依存的既得利益者
莫言从农民到国家级作协副主席、从读小学开除到著名作家。平心而论，农民和低学历都不是问题，相反，在普通中国人眼里，莫言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从社会最底层起步的成功者。但是，莫言同时存在体制和党派身份：中共党员、曾经的解放军军官、作协副主席、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长，这些身份都是由纳税人供养，或者带有体制政治色彩。
诺奖委员会可以标榜“文学与政治”无关，却不能无视政治体制带给莫言创作的优渥条件——每月领取官员工资、军队配给住房、出访讲学机会、政府包管医疗和养老。莫言全面拥抱专制体制，才能够尽享以上生活便利。难道他写出大量作品，跟生存无忧无关?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判断。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英格伦德评价：“他并非一名政治异见分子。我认为，他更像是一名身在体制内部的体制批判人士。”说莫言批判体制，显然被诺委会夸大和误读。批判体制也可以是为了让现体制变得更加稳固、持久，而非推翻之，二者有区别。
莫言在获奖当晚面对媒体宣称“这是一个自由发言的时代”，再联系以前在法兰克福书展退会、回避评价刘晓波获奖、抄写毛泽东“延安讲话”等，他拥抱专制的政治立场已足够鲜明。再远推至1989年5月，据王蓉芬撰文介绍，当时在总参当军官的莫言，与她等人参与对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声援和救助;她感慨“20年把一个热血青年磨成了左右逢源的老滑头。”
同样作为中国作家，写作机会不平等。中国文学或者说华语文学，无法绕开中国异议作家群体，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良心”。因着莫言获奖，他们将面临自生自灭的双重边缘化——他们的作品被中国大陆屏蔽、因被莫言遮蔽将被世界淡忘。右派作家、文革作家，近年的杨天水、陈卫、刘贤斌、陈西、刘晓波等等，因为写作被重判10年以上。笔者20多年来，先后六次“因言获罪”遭致陷狱、羁押，被限制出境出国，生存几乎被窒息。如果认可莫言是批判体制者，那么如何评价这些人?在对等写作、出版权下，他们将自己遭遇的政治迫害写出来，抛开文学才华，难道不如莫言虚构小说有份量?一些异议人士，本身就是政治禁锢的受害者，却祝贺莫言获奖，不可理喻。
莫言被西方普遍认可为批判体制的写作者，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并不认可这种判定——中国社会的政治残暴、道德败坏和价值混乱，非文学所能表达。也并非莫言的虚构小说多有分量，而是当局对包括网络异议言论的残酷打压，才让他有机会被诺委会拣选。廖亦武与莫言是同时代作家，1980年代与莫言几乎同时成名，他们的笔端呈现截然不同的两个中国。如果真是“一个自由发言的时代”，廖亦武纪实作品在大陆能够公开出版发行，莫言虚构小说的读者群体将被严重分化。有意无意淡化莫言的体制和政治身份，其实掩盖的是中国大陆“因言治罪”的残酷现实;许多公众不敢面对事实真相而故意麻醉自己，许多人看不清这一点。
莫言从不隐瞒自己“智慧的生存”诀窍——这种为文处事方式被不少国人赞赏。闻讯获得诺奖，他宣传“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正确的胜利”，极力撇清文学与政治牵绊;面对质疑和批评，他辩解自己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当他反击批判者时称“(一些人)本身也是共产党员，本身也在体制内工作，有的甚至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又在暗示自己的政治清白;当他为“自由发言”和出版自由辩解，并表示不为抄写“延安讲话”而愧疚时，就是一个标准的铁杆中共官员。
诺奖及国人实用主义
诺委会并非十全十美。一个实例是，写作《撒旦的诗篇》的作者拉什迪，曾被伊斯兰狂热分子追杀，18名终身诺委评委中的其中3位，因诺委会不同意发声明声援拉什迪而退出，以示抗议，今届评委实为15位。
诺奖此番青睐莫言，似乎是在提醒：不主动作恶的写作者，可以获得奖励和世界声誉。细细思量，这与西方国家向中国大陆贪官敞开门户获取投资，道理上是一样的：纵容中国权贵，消费普通百姓。就获奖而言，莫言是被选择的，难以排除诺委会“讨好中国”的内在愿望。因此前颁奖给达赖喇嘛、高行健和刘晓波等异议人士，挪威遭受中国政府冷遇，因而寻找一种平衡和补偿;也不排除诺奖评委只在乎依靠作者扩大自身影响力，而忘乎其余。
不能说莫言获奖一无是处，至少为检验中国人德行，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从来没有一个中国诺奖得主获得如此广泛关注和分歧。专制权力精准到可将文学奖赏瞬间转换为现实政绩，标榜国富民强。不同社会位置和生存境遇的人，对莫言获奖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几乎都与文学本身无关。“屁股决定大脑”在这次文学政治事件中再次呈现，实用主义打通了文学与政治界限。褒扬或贬低莫言的程度，与他们跟体制的距离相关。为了面子和所谓集体尊严，会放弃是非观和价值判断，这其实表明的是一种农业社会的原始生命观和存在感。
文学，或者说获得诺奖的莫言，的确具有巨大的魔幻效果，人们自觉地超越政治立场与个人思维，站在国家与民族立场，不吝送上褒扬。但是，他们习惯性地遗忘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国家没有言论自由，自己就是政治牺牲品和受害者。在关乎所谓国家与民族尊严时，他们具有这种能力：自我放弃独立思考和批判权利，并且具有将文学艺术价值与自我现实利益对接的能力。
在一个民主国家或社会，文学与政治分离，作家与社会身份分离，这都是正常的。但在专制中国，现实社会本就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如果将文学与政治分离，就无从准确解读作品及其呈现的社会和个人;如果将作家与其政治身份剥离，将压低作家作为“人类良心”的标准。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0期 2012年10月19日—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