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谁能帮他们走出绝望与黑暗？ 图

往往愈贫困家庭，社会交往面愈窄，“人缘”愈差，得到的支持和信任也愈少。

2016年8月26日，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28岁村民杨改兰，先用斧背锤杀4个亲生子女（一个6岁，两个双胞胎5岁，一个三岁）后喝农药自杀。9月4日，她的丈夫办完妻子儿女的后事后，再度喝农药自杀身亡。家中留下70岁的奶奶杨兰芳和52岁的父亲杨满堂。

在切入评论前，我希望能够尽可能逼近真相。虽然人死不能复生，很多真相已经永远埋藏于地下。但任何远离真相的评论和情怀，都是廉价的甚至是伪崇高的。接下来的行文中，关于事实方面的描述，分别来自中国青年报（2016/09/11）《甘肃农妇杀四子案追踪：村主任解释为何取消其低保》，杨璐《甘肃一家六口了断生命的血色一周》（2016-09-10）等文章，为了尽可能行文简洁，文字做了重新整理。

一家三代宛如亘古的贫困、绝望与黑暗

奶奶杨兰芳。70岁，1946年生。虽然与孙女各干各的活各开各的灶，但仍是家中最有话语权的强势人物。杨兰芳父亲只生了她一个女儿，就入赘了女婿，后来因为家境困难，女婿离家出走（一说是杨兰芳看不上把他赶走了），给杨兰芳留下4个女儿和1个儿子。其中，一个女儿喝农药自杀身亡。

期间，杨兰芳曾带着一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临洮县的一对父子。因为与丈夫关系不和，她又带著女儿回到了阿姑山村，与儿子杨满堂生活在一起。

父亲杨满堂。52岁。有些痴呆，平日里说话干活都不利索。杨满堂长大后娶曹姓女子结婚，婚后生下杨改兰和杨改转，在长女杨改兰11岁时（一说6岁），妻子又因为家境贫寒，离家出走。杨满堂将杨改兰养大，把杨改转送给了本村高姓人家。

孙女杨改兰。悲剧主角。生下来就是重担一肩挑。从小生活在阿姑山村，家境贫寒，没上过一天学。10岁开始，杨改兰学会了做饭，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和家务活都被她包了。

19岁时，和本村李克英结婚，李克英入赘到杨家。此后几年，先后4个孩子降生。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作为姐姐，杨改兰不得不留在家中，招了一个上门女婿，照顾全家。

杨改兰最近一次哭，是在丈夫去镇上猪场打工时。丈夫走后，她一个人坐在屋子门口，一声不吭，眼泪掉个不停。

奶奶上前安慰，杨改兰开始哭诉，“他以前出去也没挣到钱，麦子熟了，谁来干活，我一个人根本干不过来”。丈夫不大会挣钱，打工最多一年只能拿回个三四千元。养活一家人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她身上。

但是，她可以不让丈夫出门吗？不可以！贫贱家庭百事哀。家里的“存量”是有限的，外面的增量有一分是一分。

不仅如此，家里也一直在千百计增加“增量”，拿人拼命：杨改兰一个人种着17.3亩地。在村里，这么大范围的地至少需要一家三口打理，农忙时节还要请人帮忙。除了种地，杨改兰还打理着一个小菜园。

奶奶杨兰芳腿脚不便，已经不能下地。父亲杨满堂只会放牛种菜，地里的活基本插不上手。丈夫又常年在外打工，只有收割时才回家帮忙。为了操持这个家庭，杨改兰还养了3只山羊和3头牛。因为没有积蓄，杨改兰找奶奶杨兰芳借了600块钱，买了一只母羊，母羊又下了两个羊羔崽子。

天一亮，她就带著牛出门吃草，下地里干活，一直干到天黑回家。忙起来，她有时顾不上做饭，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孩子们也得跟着挨饿。眼看着最大的孩子杨某帆马上要入学了，杨改兰更是焦虑。过去一年，杨某帆在阿姑山大庄幼稚园上学，光是送孩子上学走路来回都要一个小时。一年的学，孩子缺勤半年。杨改兰曾向辈分高、比她年纪小的堂姑杨雪丽谈起：不要太早结婚，20多岁再结。她说，“家里的负担都在自己身上，很辛苦”。

[page]

福利困境中的社会排斥

对于杨改兰们来说，人生就是一个漫长的苦役，漫长的负担，漫长的贫困，漫长的绝望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无助。一辈子像牲口一样活着，除了无尽的责任，了无意趣。甚至牲口都比她们自由自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责任，一口吃饱，全家不饿。

在那样的小国寡民里，没有任何人剥削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够进入现代商业文明的交换体系——如果他们进入了这种交换体系，被资本家和商业社会“剥削”，他们的命运绝对不至于这么悲惨。

是的，在那样半原始的农业社会里，几乎没有人来剥削他们——甚至可能还有来自政府和外界的援助，但自然的、社会的压迫无时不刻不存在，像窒息的空气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如果没有这种无形的“社会压迫”，杨改兰们也许可以“安贫乐道”地度过漫长又短暂的一辈子，虽然悲苦，却也得过且过。因为大家的生存状况彼此都差不多，差别也许只是房子好一点差一点。在杨改兰所在的阿姑山村，全村共有10个社、191户、841人。2013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73户、281人，占总户的38%。低保户56户、152人，占总人口的18%——超过一半的人口在贫困线下。

哀莫大于心死。身体苦累和自我层层加压不在话下，但是来自社会的无形压迫制造的心灵绝望，或许才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这种压迫，可能恰恰都来自道德婊们一再呼吁的“政府救济”如“精准扶贫”！它来自两方面：

一是杨改兰家被村民“集体评议”取消了低保。这个过程，取消的不仅仅是低保本身，而是牵涉到一个小社会里的基本信任和“社会排斥”问题。像杨改兰这样的家庭，往往是越贫困，社会交往面越窄，“人缘”越差，得到的支持和信任也越少。由此导致心灵也越封闭。恶性循环。同时，杨改兰丈夫外出打工，一年挣个六七千元（很多时候没活干），能拿回家的不过三四千，但是在“集体评议”中，却被评估为打工收入2万。这样，在她和村民之间，基本的信任就破产了。

二是住房改造中的权力压迫。从2013年开始，各级镇、村里的干部频繁到杨家动员，要对他家进行危房改造，一直到2016年4月，已经动员6次之多。但，杨家的危房一直没改成。在老爷湾社，近年来，一些农户陆续享受了农村危房改造补贴，新建了住房。如今，走进老爷湾社，很少见到像杨家一样的土坯房。这是地方政府和官员脸上的伤疤。但这又是杨家经济条件不可承受之重。“1万多元（建房补助）我们给匠人的烟酒钱都不够。”阿姑山村村委会主任魏公辉说，杨改兰曾不止一次这样答覆他。而杨兰芳回忆道，魏公辉来过，让尽快把房拆掉，在原址上重建。“我们一家去哪住，我年龄这么大了，又有病。”杨兰芳说。在魏公辉看来，杨家听说其他乡镇有过5万元到6万元的建房补贴，希望能得到更高金额的补助，因而几次没有答应新建房子。但是对杨改兰一家来说，他们却是拿不出足够的“配套资金”！

杨改兰在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跟她的堂姑杨雪丽提到一句：“全庄全队的人都在告我。”这句话的后面，藏着杨改兰怎样的心灵密码？

廉价的民粹式同情和道貌岸然的谴责都轻佻而弱智。有人谴责政府的救助无力。比如连续多日被微信朋友圈刷屏的《盛世中的蝼蚁》。文章说：这不是杨改兰的问题，确实是社会的问题。有解决办法吗？当然有，不外乎两条：

1、改造社会阶层流动与晋升、资源占有欲处理、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机制，压缩顶层，推动底层向中层演进，最终将我们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改造成纺锤形社会结构；

2、预设并接受底层“弱势群体”的现状无可更改，继续固化社会结构，但对弱势群体输血，在福利上对他们大力度定向倾斜；

作者说，第一种办法基本没有可能，比较现实的是第二种。

这篇文章其实写得非常民粹非常差，却被刷屏，当然也被不断删帖。只能说明：中国的落后是由精英的落后决定的。

一方面，猪往前拱鸡往后刨蛇有蛇形鼠有鼠道。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大踏步朝着扩大不均衡的方向迈进。只要看清楚财富本质，就知道不均衡不是人类悲剧。相反，人类一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伟大理想与情怀，恰恰是百年来史无前例的人类灾难之源。乌托邦理想无时不刻不是狂奔在通往奴役之路的歪门邪道上。

中国社会近年来通胀非常严重，但事实上通胀造成的主要是中产以上社会阶层的财富大缩水，对底层社会，反而让政府有更多的钱来给底层输血。社会上层的大量财富拥有者，比如企业家，对企业和财富本质也不是“占有”，而是“管理”企业和社会财富。换上别人，也许管理自己尚没有馀力，何况管理企业和社会。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我们的物质帮助可能适得其反，在执行中异化成了心灵的压迫。这种文章诉诸的理想，只会导致更多的悲剧和惨剧。又如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小云在《低保困局：一半是“唐僧肉”，一半是悲剧》（2016-09-11）一文中写道：“近年来的民粹主义思潮在唤起社会和政府关注弱势群体的同时，也使得政府通过不断增加其保护弱势群体的数量来平息民粹的呼声。但是，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扶持的数量的增加速度高于单位个人强度增加的速度。在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有效的兜底效益下降，一些地方的低保甚至变成了平均福利。”

民粹主义的输血理想把政府当成了万能的全知、全能、全德的存在。他们不是想启动人内在的活力与觉醒，不是想著如何让人们进入更广阔更文明的商业社会。所以我对此作出如此决绝的评价：“智慧死绝的时候，民粹野草般疯长——有感于刷屏文章《盛世中的蝼蚁》。我想说，你和政府都没有你笔下那么万能，你的理想、情怀除了制造更多灾难和悲剧，一文不值，得换一个脑袋思考问题了。”

另有一种声音，是用文明社会的眼光，谴责杨改兰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儿女。但在从没有进入文明社会的人面前，在绝对的封闭绝对的苦役绝对的无望面前，谴责和上面的同情一样，都显得格外的廉价格外的无知格外的无情。在她封闭的小心灵里，她把孩子们一起带走，就是对他们最深沉的母爱！因为她无法想像，离开了她的庇护，孩子们会过得多么悲惨多么没有尊严。她自己拼尽一生的努力，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要福利，还是要自由？

百年以来，从晏阳初，到费孝通，到厉以宁，到我们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情怀，我们的社会精英观察和解决问题的视角，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这是百年来中国农民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他们只知道“就地解决”，永远把农民困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只知道输血，不知道解放农民，让他们自我造血。甚至，把户籍制度视为理所当然，把控制大城市人口视为理所当然。这种理想，这种情怀，甚至被不断抬高到很高的道德高度——诸如善待弱势群体啦，区域均衡发展啦。却不知，不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之“道”，人类的。“德”，又将何附哉？

中国若不将注意力集中到大城市化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城、从根本上减少农民上来，杨改兰们的悲剧，还将不断重演。在道德婊们的道德指挥下，黑暗永无尽头。

相关标签：杨改兰    绝望    精英    道德    童大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