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激怒的毛泽东如何一步步威吓邓小平 图

邓小平一九六一年五月那篇演讲表态支持刘少奇，激怒了毛泽东，也是他忤逆的首次讯号。既然邓小平是名经验老到的官僚，肯定知道自己在玩火，可是他停不下手。本文摘自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6年8月出版的《邓小平：革命人生》一书，作者：亚历山大·潘佐夫（ 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

1974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游泳池客厅握手，远处站立者为邓小平

一年之后的一九六二年夏，因为邓小平批准扩大家庭户的生产量，也就是之后在农村广泛推行的包产到户，这甚至更加激怒了毛主席。他这样做是遵循了陈云和刘少奇的前例。

皖东地区早在一九六○年代末期就自发地转换成包产到户制度。依据此种制度，农民应该从自己承租的土地所收获的粮食中缴交给集体（也就是生产队，可是实际上是上缴给国家）规定的数量，以换取“工分”。农民收成超出的部分都能留给自己，或是缴给生产队换取其他报酬。

这样的制度随地区不同有所差异。他们不能决定要栽种何种作物，得听命于生产队；生产队在开耕之前会提供农民工具、肥料与种籽。这些措施毫不违反社会主义，包产到户制度不像布尔什维克新经济政策走那么远，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民并无把余粮卖到市场的权力。

尽管如此，包产到户制度还是激励了社员们的物质利己主义，很快就开始带来了成果。

一九六一年秋，谷物收获量已经增加了四百万吨。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起先并未反对人民进行“实验”的毛泽东，开始对恢复“个别农民耕作”表达了不满。九月，中央委员会发布一道谴责包产到户的指令。十二月底，毛泽东询问安徽省委会第一书记：“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这个办法变过来？”

第一书记曾希圣从一九六一年春起就游说施行包产到户，他以问题回应问题，“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毛泽东相当恼火，很快就把这名胆敢与他对立的安徽官员开除。不过，毛泽东并未废除这项持续扩散到整个中国的制度。

一九六二年初，在北京召开了中共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伟大的舵手”再次痛下重手。七千名党干部参与了此次从一月十一日一直进行到二月七日的会议。

因为邓小平负责召开与组织这场会议，毛泽东再次找到对他不满的理由。毛泽东认定此次会议“能从过去的经验与教训中好好分析，并达成全党团结”，可是他反而在会中面临历来最严厉的批评。

即便邓小平想要掌控局势，他也无能为力；局势已不受控制了。

邓小平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副手彭真首次公开攻击毛泽东。彭真一开始把大跃进的失败归咎给政治局常委会，可是他接着把批评焦点放在毛泽东身上。彭真表示毛泽东坚持加速过渡至共产主义，并鼓动支持公社食堂。

所有人都屏息聆听。接着邓小平发言：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大家〕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没人了解邓小平是否想要化解僵持的气氛，或是鼓励彭真继续批评。但彭真冲动地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即使〕不是珠穆朗玛峰〔那么高〕，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毛主席的威信〕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隔天效忠毛泽东的左派分子陈伯达试图劝说彭真讲道理，可是彭真仍追着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并不得人心。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这段时期的彭真，不断展现出其顽固性格。在灾难性的大跃进之后，这名人高马大、粗鲁直率，比邓小平年长两岁的山西人已经失去控制。一九六○年起，他不时表示出对领袖个人的怀疑，公开质疑领袖“思想”的伟大之处：

毛泽东思想是“主义”吗？这还需要讨论。甚至毛主席本人也表示：“谁是第一？留给后人来说。我们还没完成工作！”

毛泽东当下还能忍住，可是他的愤怒正在累积。他不仅气愤彭真，也对彭真的上司邓小平感到不满。在彭真发言的数日后，刘少奇再度谈到“手指头间的关系”，也让毛泽东很不高兴。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

听完这些话后，毛泽东只能在刘少奇、彭真与其他人面前飞快丢出“自我批评”。他承认了许多人心中早已质疑的问题，表示：

许多经济建设的问题我并不了解……我投入相对更多的关注在社会秩序、生产关系的问题上。关于生产力，我的了解是非常少的。

毛泽东在以这种方式整肃自己之后发动反击，要求他的其他“同志”进行自我批评：

公开说出心中的话，最多一个或两个小时，可是要全都说出来。

这项要求激起了回响。党领导人纷纷想取得先机，开始承认自己的过失。其中邓小平察觉毛泽东心中怒海翻腾，因此他决定缓和局面。

他的讲话内容正是官僚艺术的典范。一方面，他在党员间切割大跃进的责任，把最大的责任揽在自己以及由他领导的书记处身上；另一方面，他颂扬毛泽东的“自我批评”以及他百战百胜的思想。

接着他总结出，尽管有些缺失和错误，整体而言中国每件事都是好的──意识形态、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央委员会、干部、传统、工作方式，甚至连群众。这些年党有偏离“优良传统”，也只是因为“少数的同志不够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或对它还不够理解”。

在邓小平发言完后，周恩来也跟邓小平一样圆滑地将大多数的错误归咎在自己。他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错误还自我贬抑，以至于连毛泽东都出面打断他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然而不论是周恩来或邓小平都无法让毛主席的情绪转好。彭真和刘少奇的发言毁了他的心情。

会议结束后，愤愤不平的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度长假。他最喜欢的清静景点之一是宜人宁静的西湖畔。他再次把党内日常管理工作交给刘少奇以及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其他政治局常委，但已不再信赖他们任何人。

毛泽东一如以往“刻意”释放权力。这一回他采用“引蛇出洞”的战术。他总爱提起：“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毛泽东确信历经“百花齐放”运动实战考验的战术，这次对党领导阶层也能奏效。

就跟以往一样，他是对的。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等阅历丰富的官僚也无法看穿毛泽东，这实在让人惊讶。

当他们在刘少奇主持下就经济问题召开工作会议时，毛泽东仍如影随形，他们承认存在着经济急难。尽管“伟大的领袖”不满农民个人产业增长，但是他们找不到比支持发展包产到户更好的解决办法。

到了一九六二年夏季，百分之八十的安徽农民已经在包产到户系统下生产；在四川、浙江与甘肃等省的许多地区，这个数字达到百分之七十至七十四；贵州、福建和广西数省的许多县份，比率介于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二点三之间。整个中国约有百分之二十的农民是属于包产到户。

此外到了三月初，刘少奇和邓小平开始认真地让那些于一九五○年代末期被整肃下台的人复职。虽然他们不敢提起彭德怀和他的“同谋们”，但平反超过三千六百名普通右派分子。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中央委员会、政府与省党委内许多领导人物劝说要扩大包产到户制度，特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李富春与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与副部长王观澜。邓子恢最为坚持不懈。在政治局常委会五月的工作会议上，他说：在许多山区，我们必须允许他们〔农民〕进行个别耕作。我们还是能称这个为包产到户制，这些将是社会主义个别农民。如果他们能完成提升产量的工作，这样做就没有错了。

许多农民都支持他。

毛泽东仍与众人意见相左，愈来愈不满此种经济运作模式。他跟他的医生说：

现在社会上很复杂，有人提出包产到户，这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才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仍有三分之一掌握在敌人或敌人同情者手里。敌人可以收买人，更不要提那些娶地主女儿的人。

当毛泽东提及“敌人同情者”时，并未指名心中认定的是谁，可是跟他对谈者肯定知道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是一九二○年代北京军政府内位高权重之人的女儿，而邓小平的太太卓琳也非出自贫苦人家。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指示秘书田家英调查小组，视察农村的局势以及刘少奇刚刚去访湖南省的几处地方和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冲。

毛泽东知道田家英与他有志一同反对包产到户制。当他这名诚实的秘书在两个月后返回北京并向他报告时，毛泽东感到相当惊讶，他表示农民：“反复要求委员“全力协助依户分地”。”毛泽东做个鬼脸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可是田家英仍冒险跟陈云报告调查结果，之后又去汇报刘少奇，刘少奇再找上邓小平。他们三人强烈赞同毛泽东秘书的报告，邓小平更在委员会的报告上批了一个字“准”！刘少奇告诉田家英：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陈云完成一份给毛泽东与政治局常委会的特别报告，强调许多地方能再次〔如一九五○年代初期〕使用分地与强化家户任务指派的方法，以刺激农民生产活动，加速恢复农业生产。

一九六二年六月底，在书记处检视华东局的农村工作汇报上，邓小平公开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看看。

我们并不知道安徽是否有这个说法，可是很肯定邓小平家的四川农民热爱这句有着不同颜色猫咪的尖锐格言。或许邓小平只是把它套用到安徽的情况。无论如何，这句关于猫的说法成为他最广为人知的用语。

在普遍的说法中，黄猫变成了白猫，或许是因为有更大的反差。他当时这么说是因为华东局尖锐地批评包产到户制，还贴上“路线错误”卷标，并指出包产到户企图恢复个别农民经济。陈云和邓子恢也在场为包产到户辩护，且在场的书记处委员意见一分为二。

不知为何邓小平放下心防。或许邓小平认为毛泽东诚心承认他自己的“错误”，更有可能他真心相信要恢复中国经济别无他途。

最后总算不只有他一人直冲着风车攻击。这几个不切实际的人有可能真心认为他们能改变毛泽东的想法吗？

这倒难说。在七月七日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邓小平重述他关于猫的煽动性说法。他这一次赋予它深沉的理论性意义，并将它说成是四川谚语，更把这句话归给他的四川老乡刘伯承元帅。

〔我们必须〕调动农民〔增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刘伯承同志经常说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

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毛泽东密切注意他手下那批年轻逆鳞者在北京的一言一行。对于毛泽东而言，邓小平的说法仅仅意味着一件事：即使连忠诚如邓小平般的战友都准备在国内回复资本主义。毕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已经确认任何生产关系的形式，只要行得通，就是好方法。

当然邓小平无意恢复土地私有制。他所提到的各种生产关系都是社会主义形式。他在共青团大会上甚至强调：

总的来说，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不过，毛泽东并未注意这一点。毛泽东在七月回到北京，对邓小平以及其他所有赞成包产到户的人大发雷霆。

他第一个会见的是刘少奇，刘少奇顺道告诉他，陈云与田家英想要向毛泽东报告。不过，在泳池游泳的毛泽东勃然大怒。他爬出泳池，朝着刘少奇大发雷霆说：“土地现在又按照过去坏年代的方式划分……你们有做什么去抵抗这事？我死之后，会变成怎样？”。

在这之后，毛泽东接见陈云，可陈云并未察觉“伟大舵手”的心绪极糟，开始讨论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得有相当长时期并存的权宜之计。

毛泽东火冒三丈地大吼：“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在陈云报告的留白之处，毛泽东批下：“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

陈云受到惊吓。他马上写了封信给邓小平，希望邓小平会再转递给毛泽东。陈云在信中以健康因素为由请求离职。他在毛泽东过世十四年之后，才从这次“离职”中恢复原职。

毛泽东“拔除”陈云之后，在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左派陈伯达都在场的情况下，将矛头转向了田家英和邓子恢。

他要求《红旗》总编辑陈伯达对强化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议题准备一份决议案草稿。中央委员会屈服于毛泽东的压力，迅速发出禁止宣传包产到户制的公告；由狂热效忠毛泽东的陈伯达所草拟的决议案，则在紧接下来的一九六二年九月第十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通过。

行事谨慎的周恩来总是闪避讨论政治敏感议题，也未表态支持或反对包产到户制，可他立刻支持了“伟大的舵手”。

邓小平和刘少奇担心害怕的程度也不在陈云之下，为了自身利益而同意了领袖的所有要求。有名人证回忆说：“毛主席态度明确以后，大家不能不跟着转变态度。”邓小平匆忙打给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胡耀邦，要求胡耀邦立刻删去他的演讲速记报告中有关黄猫黑猫的句子。在与被派至基层组织的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批评包产到户制，坚称很不幸地高层与基层干部都“对集体经济的信念有所丧失”。

可是毛泽东仍持续他的攻势。他显然在休假期间已经把所有事情彻底想清楚，现在他要为在七千名干部会议中所承受的屈辱报仇。无论包产到户制在经济上带来多大成效，毛泽东都不愿接受，因为他不容许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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