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泽东、周恩来掩盖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 图

毛泽东与周恩来

昨天，跟《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作者、日本福祉大学远藤誉教授一起参与“自由亚洲电台”北明主持的电视节目，笔者提到75年前一件旧事。

1941年8月30日，日本陆军航空军第三飞行师团长远藤三郎少将率领27架零式轰炸机，低空飞行轰炸重庆南岸黄山蒋中正军事指挥本部“云岫楼”，两名卫兵当场身亡，四名负伤。当天蒋中正正召开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参谋长最高军事会议，如果炸弹命中目标，中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史将大幅改写。

1995年，西南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牟之先教授等重庆地方史学者集体撰著的《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笔者据此著拍摄了九集电视纪录片《抗战陪都》。这部近700页著述在165—66页记述了轰炸黄山经过，并披露，“离任回国的意大利大使”提供了黄山云岫楼确切位置及屋瓦颜色。笔者当时就置疑这项“披露”的真实性。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已在柏林签署《三国同盟条约》，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集团，意大利大使馆至迟在1940年底已撤离中国。即使意大利大使确知国民政府军委会指挥部秘密位置，也不可能获悉近一年后蒋介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情报。

根据1937年国共合作有关条款，国民政府将向中共提供日本军事情报和国共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八路军驻渝办事处1938年初即在重庆注册设立，《新华日报》在重庆公开发行，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初即在重庆秘密建立，在“国统区”的中共最高负责人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中将副主任。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特科”创立者和情报系统最高指挥者，与国民党上层、各界社会贤达、地方实力派及盟国军政人士的关系，无人能及。任何盟国使节都不可能获取黄山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情报，但对于1938年即在重庆的周恩来，并非难事。

笔者在访谈中简述了二十余年前的质疑和判断，1941年8月30日（即苏德战争两个多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三个月前），日本轰炸黄山蒋介石指挥本部的情报，只能出自中共。理据如下：

一，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曾反复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新华日报》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销毁所以电报密码、机密挡案及“国统区”工作人员名册，尽速返回延安。毛泽东已决定，不再维持与国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怕决裂不怕内战”，立即对国民党全面展开政治和军事进攻。因此，消灭毛的头号死敌蒋介石及其军事将领，具有最重大的战略价值。

二，远藤誉教授在其书中第七章，记述了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日本退役陆军中将远藤三郎情节。远藤三郎向毛泽东赠送日本军刀，毛泽东回赠齐白石竹画。并首次感谢日本“进攻”（最后一次致谢的对象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日本国比远藤三郎资历更老、影响更大、军阶更高者众多，初知外交惯例和礼仪者皆知，跟1931年到1945年全程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中级军官远藤三郎会面并互赠礼品，与毛泽东的地位太不相衬。其间必有特殊缘由，远藤三郎当年轰炸蒋介石军事指挥本部，应是最关键因素。

三，1939年，毛泽东、周恩来已经拥有向日本提供国民党重要情报的人物和渠道。远藤誉教授新书的中心人物是潘汉年。潘是中共情报战线仅次于“特工之王”李克农的人物，曾说动鲁迅公开支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介绍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骨干杨度加入中共，策动宋庆龄加入共产国际、两广军阀联共反蒋，以及与陈立夫谈判红军改编事宜，是中共情报战、隐蔽战的传奇人物。但潘汉年一生最重大的特务工作，是执行毛泽东皖南事变后“联日联汪反蒋”战略决策。他出入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岩井公馆”，与日本陆军武官影佐帧昭交往甚密，并两次晋见汪精卫，这使他1955年身陷“高饶反党集团”且必死无疑。

众所周知，汪精卫不仅是毛泽东的提携者，且是抗战时期毛泽东的重要联合对象。没有毛泽东的密令，潘汉年决不敢私见汪精卫，他也不会空手拜见毛泽东的政治恩人和反蒋盟友。毛泽东1976年死后的除夕夜，潘汉年与妻子仍被分离关押，他在《岁暮念妻》中绝望留言：黄昏人影伶仃瘦，夜半铁窗风雪寒。虽然中共在他死后五年为他平反并拍摄电视剧，但潘汉年恐难瞑目：其特务生涯的最高成，是1941年在上海向日本情报机关或在南京通过汪精卫向日本提供蒋介石的最高军事机密。——这一几乎改写中国现代历史的惊人事件，乃是中共所有情报工作者梦寐以求的殊荣。

如果有有心人愿意考证日军黄山轰炸真相，笔者建议，可从三个渠道入手：一，查询意大利二战档案，落实有关情报真伪；二，深入核查日本战时档案、尤其远藤三郎轰炸黄山详情及会见毛泽东缘由；三，往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汪伪政府有关档案。

事实上，为推翻国民政府，中共还有诸多勾结日本的嫌疑，如1942年攻占重庆的“五号作战计划”（因太平洋战局对日本极为不利和指挥官冢田攻中将死亡而搁置），以及1944年日本“一号作战”（豫湘桂会战）等。

威廉·夏伊勒在其不朽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序言中认为，大多数历史学家往往等了50年或者100年，甚至100年以上，才敢着手写作一个国家、一个帝国、一个时代的历史。一个大国，即使被战败了，它的政府被革命推翻了，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所遇到的情况那样，它的档案也总是由它自己保管的。但是，“一件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随纳粹德国战败发生了：德国外交部485吨档案藏在哈尔兹山脉的各个古堡和矿井里，在奉到柏林方面的命令正要烧毁的时候，为美国第一军团所缴获。这批档案，包括德国最高统帅部全部秘密档案，希特勒大本营每天研讨军事形势的“元首会议”速记记录，以及希特勒在战时同他党内老伙伴和秘书们饭后酒余谈话的完整记录，包括6万卷德国海军档案和海军总司令部的日记，甚至可以回溯到1868年现代化德国海军建立之时的全部德国海军的信号、舰只的航海日志、个人日记、备忘录等等诸如私人日记、极度秘密的发言记录、会议报告和通信，甚至还有纳粹领导人电话中谈话的记录，这是赫尔曼·戈林在航空部设立的一个特别机构所窃听收录的。

威廉·夏伊勒指出：

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由于它的性质所决定，必然是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它也知道如何保守这种秘密，以防外人的窥探。

他特别指出，把第三帝国内部所发生的赤裸裸的，怵目惊心的，往往是令人作呕的事实——希特勒的上台，德国国会纵火案，对罗姆的血腥清洗，德奥合并，张伯伦在慕尼黑的投降，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对波兰、斯堪的纳维亚、西方、巴尔干各国和俄国的进攻，纳粹占领下和集中营中的恐怖，消灭犹太人的暴行等等——一一记录下来或作一番描述并不困难。但是秘密作出的重大决定、阴谋诡计、背信弃义、其动机成因、主要角色在幕后起的作用、他们所造成的恐怖的程度以及他们制造这种恐怖的伎俩——所有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情况，在德国秘密文件出现之前，大部分是我们所无法获悉的。

过了四十年，我才真切感受到威廉·夏伊勒这些文字的份量。这段文字完全适用于毛泽东统治中国的全部历史，也完全适用于中共窃夺中国前的全部历史，尤其适用于毛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全部历史。七、八十年过去，人们才艰难而有限的了解到些许抗战实情。

如果说，1989六四镇压、苏东易帜后，邓小平使用“韬光养晦”之术，让中共得以度过共产主义全球破产的危机，毛泽东则在八十年前就早已“韬光养晦”，死里逃生。1931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14周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公开武装割据，以推翻中华民国、建立苏联式国家。七七事变后，中共向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作出四项承诺：实行三民主义；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赤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府，以期全国政权统一于国民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俨然偃旗缴枪，洗心革面。

实际上，毛泽东一天也没有“取消”其根本目标，全部策略即韬光养晦，保存实力，扩充壮大，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同时，在斯大林支持下（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后），离间美蒋、“联日联汪反蒋”。这就是毛共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战略战术、毛泽东从抗战韬光养晦转入公开决裂和全面内战的历史。习近平近年全部所作所为，应作如是观。

远藤誉教授1941年生于长春，亲历中共对长春“久围长困”的苦难。几十年后，历史借重这位日本孱弱女性发出叩问：谁背叛了中华民族？中共之所以不仅维持到今天，而且有席卷全球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成功遮蔽和篡改了历史，包括抗战史。所以，一切恢复历史真相的努力，都具有革命性，都是中国人抗御精神奴役、反抗中共建立红色帝国图谋的必须，也是人类的共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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