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中共警察强迫良心犯当同性恋和摘取人体器官的现实

本文译自《澳洲新闻网》（News.com.au）9月20日的报道。想象一下被绑架走，接下来被关进一间牢房，关在那里几个月或者几年，没有被控罪或定罪。

在那里，当局酷刑折磨你，迫使你观看旨在洗脑的影片，让你的观点与中共的一致。

时不时的，你被从肮脏、拥挤的牢房里拖出来，拖进一个房间，在那里没有警示，针头扎进了你的手臂，抽了几管血。然后，监狱管理部门指示一群吸毒犯用暴力来约束着你，让你给出一份尿样，以及遭受侵犯式的医学检查过程。

没有人会对你的尖叫声或呼救声做出反应。不会给你任何的解释。这个程序反复出现。

熬过几年残酷的对待，你或许能活着出来。或者，可能被秘密处决了。

在外科医生使你镇静下来，开始从你身体里一个接一个地摘取器官后，你很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中国政府会说你只是失踪了，或者说你从来就不曾在那里。但最有可能的是它什么都不说。

与此同时，有钱人会排着队来这个为了救命而专门建立的器官移植医院。供选择的人体肾脏、肝脏和其他器官是巨大的。那是因为有成千上万人被屠杀了而得来的。摘取器官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一项利润丰厚的买卖。

在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成千上万报告说遭受了强制医学检查的中国公民来说，那是现实。

又是一天的极度折磨，刘锦涛（音，图1）的身体痛到发抖。

大头针扎入他的指甲，他被疼醒了。然后，他被强迫定定地站在一个院子里约18小时。如果一动，就会遭到毒打，就可能没命了。

每一秒都极度的痛苦，这种惩罚让他的双腿肿胀，身体想要弯下去。他不被允许上厕所。时间成了他的敌人——但不是最糟糕的敌人。

这是有研究生学历的刘先生2006年到2009年在北京一系列看守所和劳教所里长时间关押中‌‌“通常‌‌”的一天。

在那里，他遭到电击、医学检验、强制灌食、殴打、暴力性侵犯，还有狱警们设计出来的其他酷刑方式来加以羞辱及最大限度地造成痛苦。

但是，有一个特定的惩罚，给刘先生烙下了最深的心理伤疤。‌‌“有一次他们四个人（狱警）把我扒光衣服，用那个刷马桶的刷子插肛门，说要把我插到变成同性恋‌‌”，刘先生告诉《澳洲新闻网》。‌‌“他们扯我的阴毛，玩弄我的生殖器。‌‌”

他唯一的‌‌“罪行‌‌”是修炼法轮功，一种基于‌‌“真、善、忍‌‌”指导原则的修炼功法。

据多份报告，中国共产党继续在全国各地的拘留中心、劳动营和监狱里对政治犯犯下人权暴行。

在中共政权的统治之下，没有人是安全的，而基于“真、善、忍”指导原则的法轮功学员成了其主要针对的目标。

中国政府于1999年禁止了法轮功，此后一直在无情地迫害、折磨、杀害他们，把他们关进“黑监狱”。“黑监狱”是中共建立的一个在司法体制以外的网络，包括劳动营和拘留中心，用来在不经起诉或定罪的情况下关押公民。

*“没有正式的法律禁止摘取器官”*

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DAFOH）对在中国由政府批准的从良心犯身上强制摘取器官的报告做了系统的研究。

DAFOH澳大利亚发言人Sophia Bryskine说，该组织“尤其关注中国，因为不象世界上其他地方，那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强摘器官在继续大规模进行的地方，是政府认可的程度。”

“没有正式的法律禁止这种做法”，Bryskine医生说。

“事实上，一项1984年的规定仍在那里。该规定允许把被处决的犯人用作器官的供体，直接违反了所有的国际准则。”

Bryskine医生说，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需要用“一个远远更强的姿态……挺身而出，施加压力。”

“这就象说‘我们将逐渐停止杀人’，这是不可接受的”，她说。

“中国还没有证实良心犯因为器官而被杀害。他们只是说他们停止了对死刑犯的这种做法。”

Bryskine医生说，很多的囚犯“甚至没有通过一个法律程序”。

“中国的法律体系是腐败的”，她说。“这必须停止。”

美国知名伦理学家、纽约大学创始医学伦理学部的主任Arthur Caplan提供了他对在中国摘取器官的观察。“在美国或欧洲，你必须先死了，才能够成为器官的捐赠者。在中国，他们让你死”，他说。

几名在澳大利亚定居的中国难民告诉《澳洲新闻网》，全世界需要站起来，谴责中国（政府）迫害其国民及犯下的人权暴行。

*“我简直不敢相信，直到它发生在我身上”*

3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锦涛（音）理解为什么一些人对中国政府实施大规模的摘取器官感到难以相信，因为以前他也是同样的感觉。

刘先生于2006年因他的信仰而被捕，在没有被起诉或定罪的情况下被监禁了超过两年。

刘先生说，他在一系列北京的拘留中心和劳教所里长期关押遭受的酷刑折磨和虐待让他心生恐惧。

刘先生告诉《澳洲新闻网》，他记得当监狱管理部门对他及其他犯人进行明显的健康检查时，他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极少考虑人的生命。

“我被关到一个屋子里，里面其他的都是吸毒犯”，刘先生告诉《澳洲新闻网》。“其中有一次他们打我的时候，他们使用的各种手段都有，有的吸毒犯拽着我，有的吸毒犯打我的后背，拳打脚踢……有个人在打我后背的时候，突然从外面进来一个老的吸毒犯，然后说不要把他的器官打坏了。”

刘先生很快意识到可能正在发生什么更加邪恶的东西，甚至超出他可能想象到的。

“我曾经听说过一些关于摘器官，但是即使是我被拘留和殴打的时候，我最初想到这，还是觉得太过残忍以致难以相信”，他说。

“从感情上，我想或许那些大叫不要打坏我器官的人只是不想我死掉。后来我的理智告诉我，为什么这些人会在乎我的生命呢？”

“为什么他们不说‘别把他打坏了’，而是说‘别把他的器官打坏了’。我只是觉得他们在乎我的器官超过在乎我这个人，这很奇怪。”

但刘先生说他是幸运的，许多中国的政治犯没能活着出来。

他说，他的一些政治犯朋友被警卫从他们的牢房拖出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那些医生不说话”*

66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凤英在遭受多次强制性的医学测试后，她以为自己会因器官而被杀害。

2013年，张女士因为在北京的一个市场外面发法轮功的传单而被捕入狱。她成为了一系列拘留中心和劳教所里的政治犯。在那里，她与几百名其他的犯人被多次做体检，据报告，这是旨在评估他们主要器官的可用性。

张女士告诉《澳洲新闻网》她被强迫抽了血样，从她的手臂和耳垂上取的。

她问那些医生为什么抽她的血，但他们根本不回答，她说。

她还被迫提供了尿样，做了X光透视和心电图。她说她和大约100名在押人员，排着队到一辆面包车那里，被强制做了更多的检查。张女士说，她以为她会死在外科医生的手术台上，直到她于2014年被释放。

*中国政府目前对摘取器官的立场是什么？*

在受到国际压力之后，中共官方禁止了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并宣布将于2014年转向一个以自愿捐献为基础的系统。

但是，外界广泛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获得供移植的器官，在继续大规模的杀害无辜的人。

发表在美国移植期刊的一篇文章强调在中共官方报告的移植数量与中国急速扩张的移植基础设施之间存在“难以置信的差异”。

前加拿大政要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记者伊桑·葛特曼（Ethan Gutmann）今年6月发布了另一份确凿的报告，显示了在中国施行的器官移植比官方数字披露的甚至高10倍。

“他们（中国共产党）说，移植的总数是每年约1万例。但是我们通过看两三个最大的医院，（它们的移植数量）就能轻易的超过中国的官方数字”，麦塔斯先生在一份声明中说。

该报告估计，在中国的医院里，每年做了6万至10万例器官移植。

根据该报告，中国政府没有报告的数万例器官移植是来源于被处决的政治犯，他们因为信仰或政治信念而遭关押。

“该差异让我们得出结论：因器官被杀害的法轮功学员比我们以前估计的要多的多”，该报告说。

“最终的结论是：中共参与了政府大量杀害无辜者，主要是法轮功学员，但也有维族人、藏族人、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目的是为移植获取器官。”

作者们称，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接受医学检查，之后，他们的结果会被放入一个活体器官来源的数据库，以便能快速的做器官配型。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严格的法律和法规”。

“至于那些证词和发布的报告，我想说关于在中国强制摘取器官的这类故事是虚构的，是毫无根据的。它们没有任何的事实基础”，她在今年早些时候说。

记者无法联络到负责监督中国器官捐献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就此发表评论。

2005年，中国官员承认他们从犯人身上摘取器官，并承诺会改革这种做法。

五年之后，中国器官捐献委员会负责人黄洁夫告诉医学杂志《柳叶刀》说中国超过90%的移植器官仍是来自死刑犯。

中国政府一再拒绝披露它一年处决多少人。

在大赦国际组织2015年关于死刑和处决的报告中，中国被评为全球最大的刽子手。

在今年4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大赦国际说无法获得中国处决人的确切数字，但据信在数千人，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处决的总和。

（本调查是《澳洲新闻网》系列调查报道三部分中的第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的是中国惩教设施里的极度折磨。第二部分讲述的是中国秘密的洗脑中心。）

原文The reality of human organ harvesting in China

阿波罗网编者注：上面原文链接有中文采访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