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他回答大家对他的质疑时，有一种认识，决定了他的思想，这就是他对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坦言，他说：毛泽东的讲话是历史文献，莫言说：“今天再来看，讲话是有巨大的局限性，过分强调阶级性，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性”。
莫言没有认识到毛泽东这一篇暴力文字是一把杀人的刀，是一把专门杀文艺人和知识分子的刀，这篇讲话杀了多少中国的知识精英，无法统计，但是从延安杀起，一直杀到反右，从王实味一直到胡风，丁玲，中国整整几代知识分子都受其害。
批判毛泽东就要从他的杀人罪恶揭开真面目，我建议人们多了解一下这篇讲话的历史事实，从王实味的英勇牺牲，了解当时延安的“抢救运动”害死了多少知识青年，一直到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打了多少中国的文艺人，知识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
毛泽东的所谓文艺理论，是不是只有“局限性”？不，不是，它的“局”是特权的大局，毛泽东称之谓无产阶级的局，这个局不是有局限的，而是无局限的，它不是有局限的政治，而是无局限的政治。更不是只忽略了文字的人性，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说：只有具体人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他否定其他一切人的人性，毛泽东对文学不是过分强调阶级性，而完完全全要求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只允许文学在它的工农兵，无产阶级范围中，为政治为阶级服务。毛泽东不是强调阶级性，（可以有一点点人性），而是除了无产阶级的人性文学之外，绝对不允许有其他阶级人性的文学。
这种可怕的杀人理论，是毫无可取之处的，今天的有识之士都在批判和鞭笞延安文艺理论，莫言却说：我们今天多在突破讲话的局限性，言外之意除了局限性之外，讲话还是有文学理论水平的历史文献，有可取之处的。难怪他会去迎合当权者，抄写延安文艺，这就是莫言的错误认识，和错误态度。
同样他对在党的态度，也是错误的，作为一个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员，他声言对党已不再相信，已经是构成 “叛党”了。再去当一个作协领导，做一个党员，我认为他自己应该感到难受。
我同意他说的文学不同于政治，不能要求一个文学家，一定是个好的政治家，但他必须是一个有政治良心的文学家。在我们今天的中国，做一个有良心的文学家是有风险的，是不容易的，对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来说怕更有风险更不容易，其道理就是有良心的文学家和极权的独裁者是水火不容的。
今天，诺贝尔文学奖被我们中国人获得了，是一件好事，这个人莫言还不完美，大家也不必求全反对，我也不反对，只觉得有点可惜，可叹，我只希望莫言能努力使自己能配得上这个世界上最高的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