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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财讯传媒集团旗下《Lens视觉》杂志2013年4月号调查报道《走出“马三家”》反映了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女性劳教人员被虐待的问题。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隶属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是辽宁全省女性教养人员集中羁押的地方。这篇近2万字的报道借助因上访被劳教人员的记忆、身体创痕和以各种方式带出的物证,加上部分诉讼文书、律师笔录,以及知情者的证言,约略还原她们在高墙内的生活轨迹。
报道反映了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违规接收严重患病或丧失劳动能力者,被劳教人员在劳教所中超强度劳动。因上访被劳教者遭受见于劳教规定的惩戒室(“小号”)、手铐、电棍等惩戒措施,还遭受马三家劳教所各种名目的发明,如手铐延伸使用的“大挂”、“老虎凳”、对绝食的劳教人员灌食和控制的“死人床”等。个中情形,远非“劳动教养”四字所能传达。
近日,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女学员被虐待的报道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辽宁省高度关注,迅速成立了由省司法厅、省劳教局和驻地检察机关组成的调查组,并邀请相关媒体和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
4月9日晚,本报记者联系上《走出“马三家”》稿件采写者、《Lens视觉》杂志主笔袁凌,通过电话了解到稿件采写的过程及相关情况。
记者:《走出“马三家”》这篇报道的线索是怎么得来的呢?
袁凌:我接触劳教人员的年代比较久。之所以作这篇报道,根本的起源是最初心里一点点的同情感,并非有意而为。2008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刚从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出来的王玉萍。当时,她身上有一种很浓烈的味道,又是夏天。别人难免会离她远一点,我当时没有回避。她可能感受到我的某种善意,开始跟我聊,我第一次听到了马三家的事情。后来她给我介绍其他人,在她们的一个公益组织参加活动,与她们建立了长期联系。听到她们很多的故事,得到她们的一些材料。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倾听、记录、整理材料。
第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女性给我讲述在劳教所内遭受“上大挂”“老虎凳”“死人床”等的过程,听到这几个名词我感到很震惊,就想以一种方式写出来。这种愿望一直埋藏在心里。
后来慢慢发现,她们很多都是从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出来的,就想把这个群体的故事写一写。她们很信任我,给我讲她们的经历。我总觉得对不起她们,就像欠了她们的债一样。2012年劳教制度有一些松动,我再次提出这个选题。
记者:稿件是何时开始采写的,在这个过程中是否遇到阻力?
袁凌:今年过年前就开始采访,有几个月,采访了20多名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被劳教的人员,还有多位律师以及知情人士,采访量是比较大的。其实我并没有很充分的信心。劳教所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很难很好地还原高墙内的生态。如果还原不好会受到对方的指控,也很可能费了很大的劲,稿子做不好,最终出不来。这几年在接触劳教人员的过程中有一定的风险。此次去沈阳调查,也有人提醒过我,我并没太在意。
这些故事太沉重。在采访的过程中不能诱导、夸大,采访者要平静理性地让被采访者还原事情经过,需要看似残酷地追问一些细节。这些内容需要消化,冷静地表达出来,过程很难。作为男记者,有时很难准确表达她们的深层境遇和女性的一些独特感觉。
记者:在采写的过程中,您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袁凌:我第一次听到“大挂”“老虎凳”“死人床”是一名女劳教人员说的。当时她已经残废,半边身体已经不正常,就像一棵树的半边已经枯了,但是讲起那些经历时,她的眼睛灼灼发亮,好像有一种精神支撑着,就是想给自己一个说法。她恰恰不是马三家的,是黑龙江的。她所说的我后来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里也了解到,这也说明“大挂”“老虎凳”“死人床”并非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独有。
遇到梅秋玉时,我印象比较深。她看上去是一个很温柔、贤惠、柔弱的南方女性。她与一般上访者不同,虽然她被生活打磨的很多,但是身上保留了一种柔美气质。她很细心,会做很多咸菜、豆腐乳。她在劳教所的经历很惨烈,身上体现了女性的柔弱和坚忍。
后来,我在单位电话采访过一名辽宁的劳教人员。她的经历比较典型,“大挂”“小号”“老虎凳”“死人床”,几乎遭受了全套的处罚,现在还缺一颗门牙。当时,旁边一名女编辑听了一会起身走开了。结束采访后,她告诉我,你的采访太可怕了,让人听得心惊肉跳。如果稿件写出来,肯定也看不完。其实,我采访的也是一名女性,当时我们在电话中是很平静地说一些细节。一个正常生活的女性面对这些,会感到非常恐惧,无法承担。可以想见,那些女性在劳教所中的遭遇是需要强大的心理承担的,而且她们在讲述时已经很平静。
记者:您所采写、接触的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女学员,她们是怎样一个群体?
袁凌:她们很多人是上访者。最初她们都是很正常的,例如,王桂兰是做成衣的,王玉萍是高级商业师。她们最初上访都是有原因的,碰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解决不了就开始上访,因为上访被劳教,内心的情绪无法平复,越陷越深。信访、劳教制度本身存在问题,背后是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如果能够通过法律途径,打官司能得到合理、公正的判决,她们为什么还要去上访呢?她们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她们的人生因为上访、劳教而被改变。总体上,大部分人的人生毁了一大半,人财两空,很艰难。
为什么这种题材没有人做?这个题材难是一方面,人们对接近这个群体有畏难情绪,心理压力很大。其实,当真正理解她们之后,她们真实的一面才会对你袒露出来。上访者会有一些激动的情绪。如果能够使她们有放松的机会,她们并非没有理智。即使看起来非常偏激的上访者,也可以平静地讲述自己的遭遇,她们也是有理性的。采访者本身要克服心理障碍。她们身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虽然饱受了那么多不公正,却依然保留着某种程度的理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她们中的一些人记日记,有法律意识,各种各样的诉讼文书保存得很完整。
女性总是给人感觉是弱者,总会以为女子劳教所的管理理应更人性化一些,但是实际上,她们的遭遇并不轻松。我之所以选择这个群体,确实有一种女性意识在里面,同样的遭遇加在她们身上显得更加沉重。在面对这些遭遇时,她们表现得比男性更坚强,很少有男性劳教人员能这么平静地讲述。她们既比男性柔弱,又有一种耐力、记忆力,比男性更坚强。
记者:通过这篇报道,除了展现劳教所高墙内的生态,您还有哪些诉求吗?
袁凌:目前我们处于一个转折期。任何一件事情,改革要前进,必须要有一个真相,不能说昨天的一切遮盖起来就可以了,就可以走向明天。她们的伤害还存在。只有把真相说出来,才能总结经验,面对它,摆脱昨天,迎来未来。劳教制度的改革不能将之前她们所遭遇的不公一笔勾销,真相永远是最重要的。
有一些上访者将向辽宁省成立的调查组作证,她们很希望借助这个时机把经历说出来,有个说法。(记者王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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