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面对地震中国政府最该做的事情

　　2013年4月20日，中国四川再一次发生了地震。

　　我祈祷灾区朋友们平平安安，为遇难者们深表哀悼。

　　作为地震频发的日本伊豆半岛生长的人，我认为，畅通的通讯、合理的分工、坚韧的意志是极为重要的。

　　对于如何与地震打交道，我也有一些经验与思考。下面，我重发本人曾在《新京报》（2010年4月24日）上发表过的一篇拙文，与中国读者朋友们分享日本人是如何与地震打交道的。但愿本人的浅见能够给中国接下来的抗震救灾、灾后重建带来一些不一样视角的思考。

　　灾害无国界，救援无国界，人道无国界...

　　日本人是如何与地震打交道的？

　　加藤嘉一

　　我是日本伊豆人，伊豆半岛是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方之一。对我来说，地震、台风、洪水、火山等自然灾害只是意味着平常，把它们视为一辈子要打交道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地震是常态，而不是非常态，没有人没经历过地震。

　　日本国民对地震极为敏感，还是比较习惯“与地震打交道”的。“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对任何时代或地区来说是个永恒课题。

　　日本不例外，中国不例外。

　　日本政府对每一处建筑物制定了明确的抗震标准。倘若一个建筑不符合或不及格其标准，它不能存在。比如，建筑是最容易造成“政商勾结”的行业，假如平时给政治人物提供政治献金的建筑业老板，做的写字楼没达到抗震标准，政治人物又偷偷容忍了其失误，或故意装煳涂，被媒体曝光后，我100%相信，这届内阁要垮台了。

　　别说政治人物，在人口极端密集的东京，如果有建筑设计师把工作做得不恰当，有疏忽，就立刻会被媒体批评，他随后的生存环境就恶化到底，成为全民的敌人。天经地义，对生活在“地震大国”的日本国民来说，建筑有多大耐心是牵涉生死的大事。建筑无小事。媒体针对建筑的监督相当严格，其力度并不亚于针对政治人物丑闻或官僚腐败的批判。

　　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往往是天气预报，地震预报则是其中重要环节。2008年6月14日栗原发生地震前，日本地震局提前10秒做出了预警，并在公共电视台NHK中播出，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在地震预警上有两方面的特征：一、定期预警地震，虽有时不准或漏报，但整体上令人满意。据专家说，大的地震相对容易预测，小的比较困难；二、有了预警，还要及时向公众发布信息。比如栗原地震，从预警到播出只用6秒钟，这就要求地震部门和电视台配合非常默契。各大型公共场所都有专用的地震预报广播，比如大的商场超市，经常会播出“多少分钟后会发生×级地震，请大家迅速撤离”。所有日本人都很熟悉预警前固定的“提示音乐”。它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此刻，人不可能不认真。

　　“预警”不过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全民日常的安全教育。

　　中国玉树地震发生后，中国媒体人向我咨询日本人是怎么搞预防、灾后重建和防灾教育的。我说：“其实很简单，做防震教育不要印很多教材，乱花纳税人的钱，只要各学校能坚持要求全体师生做好实际的演习训练即可，投入很少，回报很多，对师生们的帮助却很大。”

　　日本的学校每个学期都必须搞一次避震演习。所有教师从学生时代起，就接受过很多次避震演习。因此，实际遇到地震时，他们知道该如何做，正确的步骤是什么。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12年下来，我们大概要接受30多次防灾训练，从未接触过任何有关灌输理论的教材。通过不断的演习，让我们明白了，在自然灾害发生时，人与人的协调与配合最为重要。

　　演习时，首先应立刻戴上安全头套。所谓安全头套，就是平时凳子上的坐垫，但经过特殊设计，在发生晃动时，立刻将它扣到脑袋上，以保护头部。然后迅速躲藏到安全的地方，等晃动停止后，在老师的统一带领和班长的积极引导下，迅速离开教室。在那样的紧急时刻，日本人对秩序的尊重发挥到了极致，它是潜移默化而根深蒂固，不是简单依靠理论或一次性灌输性教育获得的。

　　按政府规定，所有学校建筑物必须在楼外安装临时楼梯———非常楼梯，教室里要有紧急出口———非常口。哪个班走哪条线路，都事先规划好，以避免地震发生后出现拥堵、混乱、无序等状况，这样可以保证每个老师和学生都能迅速、安全地撤离。撤离后的师生，最后到一个固定的场所，学校操场或大广场等，按每一个班级排队，班长点名确认后，迅速汇报给班主任，班主任陆续汇报给副校长，副校长最后汇报给校长。

　　家庭对灾害的准备也极为重要。虽然父母很少告诉我遇到地震该怎么做，但从他们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中，早就了解到应该如何应对地震，真的发生，该怎么做。

　　重物一般不放在高处，而放在地上或柜子里。安装电灯要非常结实，需要定期确认，有问题就赶紧维修。家家都有“防灾袋”，我家每时每刻储备着两个防灾袋，里面的东西都很轻，以便一旦发生地震，拿起来就快跑。每个家庭防灾袋中的内容大同小异，其中的食物和水，都是能长时间储存的，水一般是易拉罐装，这样不容易变质。有的家还在防灾袋里放上肥皂等。

　　大地震发生后，灾民住帐篷的情况比较少，大家都是到附近学校的体育馆中避难。这样人员相对集中，容易得到救援，食物和水也比较容易发放。比如，2007年7月16日发生的新潟大地震，许多失去家的受害者们在体育馆中度过了1个多月。

　　日本有很多关于地震的博物馆、资料馆，教育机构让中小学生参观那些地方，告诉他们生命的宝贵、地震的历史、防震知识等。

　　我建议，中国的每一所学校从小学开始，至少每学期进行一次防灾演习，至少要让学生知道假设发生地震，第一怎么做，要从哪儿出去等。现在，对中国百姓来说，地震已经不是陌生而遥远的概念了。

　　从两年前的汶川大地震（里氏8.0级），到刚刚发生的玉树大地震（里氏7.1级），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近年来，日本也发生了大地震，2008年6月14日早晨，位于东北地方的宫城县栗原市发生了里氏7．2级地震；2008年7月24日半夜，地点又是属于东北地方的岩手县沿海北部遭到了大地震，里氏6.8级，大约107人受伤。

　　中日之间地震发生的状况及后果不能相提并论，国情不同，历史不同，认知不同。我只是想跨越国界，从比较平常的角度，寻找能否推广一些实用的应对方法。

　　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去了一趟四川。我发现，四川这个地方果然很富庶，生活很舒适。我跟成都的朋友聊天，他们平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享受生活，之前从没想过会发生地震等牵涉生死的紧急事件，什么准备也没做。我没去过青海，但去过藏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包括拉萨。我发现，藏族朋友的生活节奏特别缓慢，没那么富裕，但以自己的传统享受生活，对牵涉生死的紧急事件，也没有避险的意识。

　　日本的情况就不一样，我们从小到大都要在“地震随时有可能发生”的非常状况下经营生活，接受了12年的防灾教育。2008年在岩手县发生两次大地震后，当地朋友相当冷静地跟我说：“天天都地震，那两次不过大一点。”从日本人的眼光上看，岩手县相当偏远，生活方式相当休闲。但与四川等地方“闲度”，还是无法对比的。

　　在家庭和学校里，日本人从小接受这样一个教育：和别人约会，必须提前5分钟到，坐在那里等别人来。而在中国，不守时的情况非常多，迟到5分钟算不上失礼。我来到北京后，按原来习惯提前出发，提前到达，北京堵车无处不在，要考虑许多不确定因素。然而，最近越来越觉得早到只能吃亏，因为合作伙伴不把守时当回事儿。

　　不要小看约会早到5分钟，这其实就是一种态度：把任何事情都做在前面，遇到问题时你才不会慌张。一个人总是迟到5分钟，你只能等着事情来了再想办法，那样自然会遇到不确定性。很多外国人觉得中国很神秘，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随意性的因素太多，不利于提高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

　　抗震救灾最终考验着的，还是国民素质的问题，包括如何尊重他人，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如何增加忧患意识……国民素质教育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不过，我诚恳建议，中国有关部门认真考虑，用力推行“13亿中国人提前5分钟大运动”。在任何平常或非常的场合，倘若人人都能早到5分钟，都能从未发生的角度去考虑事情，会避免很多伤亡。

　　生命无小事。

　　任何一个公民的伤亡都是国家大事，如果早做准备，就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对抗震这样极端紧张的事态来说，平时的积累极为重要。我做专业运动员时，教练每天都告诉我：“你在训练中做不到的事情，在比赛中也绝对做不到。”抗震救灾也是如此。

　　栗原发生地震的那天晚上，我跟在伊豆生活的母亲通了电话，她说：“发生地震再正常不过，我们没有资格把它说成天灾。自然给人类赋予的恩惠太多，太多……重要的是尽量预防，减少灾后的损害。政府、媒体、国民都要全力配合，保持稳重。国民还是冷静的，不会引发什么动乱。东北地方的亲戚也没事，你不用担心。对了，四川怎么样？我更担心那边。日本政府应该好好把帐篷等物品提供给他们，参加救援……”

　　本文曾刊登于《新京报》，2010年4月24日

相关标签：地震    中共政府    加藤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