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驳伪右、茅于轼和老毛 驳内因论和素质论

我们知道，中国当代的左派专制文化和制度，自国外引进或输入。

可是，自《河殇》以来，伪右派和左派权贵当局以内因决定论谬论为哲学依据，不遗余力地把外来专制文化和制度的罪责，推到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素质头上。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加以批判和清理。

作为伪右，茅老也是这些理论不遗余力的提倡者，他说：“我们受皇权的奴化教育太深太深。自己做了奴隶而不能自觉，总以为为国牺牲永远是对的。殊不知代表国家的那些政治家和外交家有自己的职业利益，他们也受皇权至上的奴化教育，做事并不以百姓的利益为首，甚至侵犯人民的根本利益。当有人指出这一点时往往还被认为是汉奸，卖国贼。由此看出奴化教育的危害。”

又说：“我们受了几千年的皇权教育，要忠君爱国，为国牺牲，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但是口号也是实际行动。重庆的红卫兵公墓就是见证。现在人民要做国家的主人，180度的转变实在很困难。尤其是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们的决策一定是以国为本。哪一天他们也转到以民为本，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世界就太平了。”

茅老的说法，完全是为外来马列文化和左派权贵推卸罪责，把他们的罪责推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素质头上。

茅老的说法：“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们的决策一定是以国为本。哪一天他们也转到以民为本，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世界就太平了。”也完全是一种极端的、指望出个好主子，靠主子搞开明专制，就能世界太平的彻头彻尾的昏话。不过，对这句昏话，这篇文章暂时放过，只批评他和伪右搬用的种族主义素质论，种族主义的种族文化论，和他们用作指导思想的老毛的内因决定论，

茅老和伪右拼命把造成中国的问题的责任推倒老百姓头上，把中国的问题推到几千年皇权奴化教育的头上，为左派权贵推卸罪责，是完全错误的。

权贵和伪右把最反动的全世界摒弃的种族主义素质论、种族主义的种族文化论搬出来抵抗民主，说中国人、中国文化素质低不适合民主，受到批判还不断狡辩，只是说明权贵及伪右在理论上穷途末路而已。

以东西德，南北韩，日本和东欧等不同地方的制度对比和差别为例，不是因为西德、南韩，日本国人素质高，东德、北韩、东欧国人素质低造成的，而是取决于由苏联占领还是由美国西方占领，与本地实际国情、文化和人的素质关系不大。

西欧和日本文化不同，却都搞民主，两德两韩文化相同，制度却完全不同。还有东、西欧之间的制度差别巨大。日本搞民主，但同属欧洲文化，远比日本文化更接近西欧文化的东欧，却搞专制。所有这些，都说明，这里的专制和民主问题，与传统文化、人的素质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取决于占领者及其主张的制度不同。

权贵和伪右的种族主义的素质论和种族文化论，其哲学根据，是老毛的内因决定论。

老毛不学无术，不懂装懂，其内因决定论完全是不懂哲学的胡说。

实际上，内因和外因，起决定作用还是不起决定作用，完全取决于实际情况，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而言。

如前所述，东德，北韩，东欧搞专制，西德，南韩，日本后来搞民主，两者的差别，内因作用不大，而外因由谁占领、受谁影响，作用却很大，往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经济学理论上说，马列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毛左和伪右，信奉的基础理论都是经济决定论，经济对人类和人类社会起决定作用，经济是基础，是政治、思想、文化、法律的基础等等那一套彻头彻尾的谬论。

因此，马列毛左主张全盘公有化，计划化，非商业化；新自由主义主张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商业化。他们都是经济决定论理论毒藤上结出的双胞胎理论毒瓜。

实际上，经济是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由人决定的东西。不是经济创造和决定人和人类社会，而是人和人类社会创造和决定经济。私有制和公有制，市场和计划，都不过是人类管理和掌控经济，以及人类自身权力的不同手段，就像人必须有两手两脚，才能走路和做事一样。

可是，毛左和伪右，马列和新自由派，都是一批蠢人，非要砍掉人类的一条腿，一只手。使社会陷入极度偏执、不平衡和异常状态。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前三十年的问题，必须由马列毛左负责，后三十多年的问题，必须由伪右和新自由主义负责。

必须坚持当代自由民主社会“公共领域公有化、民主化，私人领域私有化、自由化”的真谛，坚决反对毛左和伪右。

必须坚决批判经济决定论谬论，肃清其影响。

权贵和伪右们拣起老毛内因决定论的陈词滥调，拣起历史上种族主义素质论的陈词滥调，即非要说某个民族和种族素质低，不适合自由民主的陈词滥调。他们把这种极端反动的种族主义滥调，用到中国，说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

这些陈词滥调在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破产了，也必将在中国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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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右派批评茅于轼，毛左们很惊讶。其实，无论是批评茅于轼，还是反对私有化大掠夺，右派都比毛左早多了。

本人很早就批评邓式改革。1979年与邓左分道扬镖，批判四个坚持。1984年批判包字进城。1988年《短论数则》批判特色理论和邓式改革，批判猫论摸论摸石头过河是反对现代系统科学的实用主义，指出邓式改革导致的大规模冲突迫在眉睫。改革不先搞政治改革，不先搞民主，就是本末倒置，经济改革和其他改革都将变形而失败。1997年私有化掠夺迫在眉睫，本人又一再发表公开文章和呼吁，指出不搞民主，私有化必然变成特权官僚的掠夺和谋私。

很早以前，茅于轼诬蔑民众仇富，声称为富人讲话等一些文章一出来，本人和许多朋友就立即写过许多篇文章进行批评。

四十年来，我们既反对公有化掠夺，又反对私有化掠夺，立场都是一贯的。

我已经写过许多许多批评茅老的文字，可是，茅老就是特别顽固，及到最近，沦为权贵的木偶和工具，我们不得不花较大力气再次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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