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丰：“七不讲”所证明的是共产党对人性觉醒的恐惧

“七不讲”是共产党对国民普遍高涨着的人性觉醒深感恐惧，从而对人本主义囬归采取的防范与堵截。

当下之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

历史所处的阶段性所以值得关注，是因若不明历史所处阶段性，所见就与历史的进程相脱节。社会历史怎么发展是个必然性关系，必然就是不受意志的影响，只能循律追迹。循律追迹就是根据历史所处的阶段性以看发展，只有把握了历史所处阶段性，追随的才是历史的自发发展，而非凭想当然去创造历史。因问题一经提出就转化成任务：凡问题就是求解，因而说问题就是任务。历史所以会有所处阶段性问题，是因历史发展的方向永远都是从较低文明阶段趋向较高文明阶段，从较差程度的民主进向较高程度的民主。而所谓的必然、客观或规律，是指历史发展的动因永恒不变。只有不变的东西才可被遵循。若历史发展的要素都变幻不定，你遵循什么去？历史发展中唯有进程的方向是不变的。所以历史前进的方向才是社会演变的根据。历史长河中的波澜与曲折才能获得解释：即历史上的波澜与曲折就是阶段性的呈现。历史的发展轨迹是必然的链条，阶段性是必然链条上的必然环节。这样实际历史才是人的理性所能把握：把握就是根据历史所处阶段性洞察社会进化的一般趋向，也就是把历史规律规定的最一般趋势做为时代面临的任务。

基于这一原理我们认为：

当下的中国历史，是臻于人性觉醒的完成，正处在从共产主义的奴役所造成的人性禁固中向人性本己性的回归的进程中。虽然征途艰险，遍布荆棘与暗礁。但因人就是人，人只有人性，人的世界存在所能实现的就只能是人性，不是任何别的东西的性。不管多么艰难曲折，付出多大的代价，回归都不可抗拒。

当下中国社会危机的构成：

不相适于历史进程的社会原则与日益高涨的人性觉醒间的矛盾冲突，陷社会于危机。危机所证明的就是现行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已无法适应已臻成熟的人性觉醒，不能不沦为人性觉醒和人本主义回归的抗阻。社会就陷在人性本已性与腐朽意识形态间的尖锐对抗中，处于分崩离折的关隘。因而克服危机的对策只能是摈弃滞后于人性觉醒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任凭历史规律的裁决，让历史去自发发展，彻彻底底地重建人本主义社会。现时代在实质或内容上已大踏步地前进了，但其结构形式却还在原地踏步，面对此情此景，只能是形式服从内容，不可让内容迁就形式。就是说观念己经刷新，人心已经大变，处在了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是一家，同坐一条船，只应同舟共济，价值普世，生命独立，意志自由。但其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还是共产党初创时那套老拳脚，旧章法，怎么能驾驭生气勃发的新时代呢？把奴隶制的共产主义的最后残余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就势不可挡。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人本主义囬归与腐朽教义的顽固抗拒所造成的胶着阶段。社会前进的主要阻力来于共产党世族豪门的利益要求，以及共产党高层没有与时代脉博相适的思想领袖，共产党里就没人能意识历史的自发进程已完成了整个人心的变局，不知天意已换，共产主义的大势一去不再，对其残余的扫除势在心行。共产党里无囬天之人，历史也没留给它回春之机。他们根本就不懂花落水流春去不是意志的死硬所能改变，更不懂当社会观念已完成刷新，明智的选择只能是让过时灼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去适应刷新了的人心。明智就是承认历史的规律是自然自发，不是人力能创造，因而就不固执陈习故见，而应顺势顺风扬帆行船，当扔的旧潭破罐一定要扔，当弃的陈垢旧汅一定要弃。

完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最一般的质的规定性的描述，从而就能有效地窥视当下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趋势，也就是明了由中国历史所规定的当下任务----

从共产主义奴役所造成的人性禁固里回归人本主义这个社会的唯一支点。

要回归人本，就必须把共产主义与共产党这种陈垢旧汅扫尽除光。

因而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历史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与生命性质毫不相干的意识形态回到人的尊严”。就如文艺复兴，从中古的“神本主义”回归人文人本。不同的只是：束缚中古时代的是超然人上的“神本”，束缚当今中国社会的却是一句超然到什么都不是的新宗教教义。共产党用强力支撑的其实是一看不到、摸不着、屌毛都不是的教义空话，却强充为社会之本，并愚蠢到宁可舍数千万人的头髗，也要成全那件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新衣。这共产党连唐吉柯德都不如！因而说当代中国历史的自然进程提出的任务就是：彻底抛弃共产教义，重建人的尊严，人就是自己的根本，从而就是社会的根本的永恒理念。

进入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满清王朝的腐朽与软弱所造成的衰微，激发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大潮，有识之士远涉重洋，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介绍回中国，大开了民族眼界，发酵出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能称为新文化运动，足见它涉及领域之广泛，反思之深刻，气象之蓬勃，成就之斐然，影响之深远，可以说唯二千多年前的子学时代可与媲美。新文化运动犹如天意开新局，荡涤一切犹狃故见，使旧势力、旧制度如落木处秋，潇潇自下，开出全新气象，既往制度、习惯在全新的观念面前，自现惭秽，悄然落幕。我中华民族走出二千多年的帝制束缚，迈步共和，这正是历史自然进程的正宗。

但是——这共产主义却不是中国的土产，而是俄共的文化侵略，因此它根本就不是中国历史的自发进程，而是对历史自发发展的偶然曲扭，是对历史的一次反运动。它逆历史“从较低文明阶段趋向较高文明阶段，从较差程度的民主进向较高程度的民主”这个最一般趋势。它的统治复旧出封建制度下的共产贵族社会，“太子党”就是证据。而且共产党之能够篡国纯是日本入侵的历史意外，可以说张学良的不学无术与鲁莽才是共产党成功的秘诀。它在中国近百年的活动和六十多年的统治，是我中华历史自发进程的大倒退。它推行的土改、镇反、反右、四清……等等，都是以对人性控制为目的的奴役步骤，共产党的统治在某种意义上把中国拖回到欧洲的中世纪：邓小平的四项原则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江泽民的主旋律与稳定压倒一切？胡锦的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维稳，就是中世纪的神本主义和宗教裁判所。人被沦为共产教义的奴隶，人的最可宝贵的生命无足轻重，任共产教义的污辱，杀戮。共产党是一个以功利为最高目的的集团，当然是理性的异类。所以，在篡政前它的理念是抢掠，篡政后则转变为对掠夺的捍卫。因而它的方法论原理就是对人的精神的控制。

什么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胡锦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或“社会主义核心怀值体系”呢？

答曰：就是对人性的控制。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七八年底发端于贵阳的民主墙运动理解成真正意义的人性觉醒的启蒙。十年后的八九民主大潮则是中华民族整体觉醒的完成。就是说，毛泽东离世前后，中国历史已进入觉醒的发蒙时期。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可看作是人性觉醒最初的萌发与预演，但这个事件的发端，还算不上是纯粹人性的觉醒，因为“四五事件”是邓小平所代表的共产党世族对毛泽东代表的土庶的发难，事态的主观方面是共产党世族向毛泽东喊出复辟要求。并没为社会提出新观念，没有人的类意义的价值取向，不是普遍意义民主要求。但它把毛泽东直比秦始皇，提出了反专制任务，这在客观后果上具有为真正的启蒙开启先河，示范榜样的作用。七八兴起八一年春终结的民主墙运动却是一切真正意义的人本主义启蒙。八一年春遭邓小平镇压，但火种却始终燃绕并传递着，最重要的一次是八六年学潮。

八九民主大潮则证明中国国民的人性觉醒已达成熟。它意味着兴起于十八世纪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走到尽头，共产主义旗帜所禁固的人性复苏了，并且完成了普遍与成熟。邓小平疯狂镇压之后，继之的江泽民、胡锦涛两个时期，防范与堵截国民的人性觉醒成为政权的主要活动，国家的主要智力和财力都倾注于防变与控制。我们丝毫也不怀疑地说：中国社会早已进入到不变天就不足以继续的关头。

更旗易帜势在心行！没有什么人什么力重能够扭转这一方向！

从习近平访问墨西哥，我们便密切关注他的言行，去年以来他的动作、言论趋于密集，我们敢于说：此乃１００％的草包，完全不可指望。他就不识今天中国社会这个数，又焉能为社会找出出路？我们已就他的言论多有发表，还会有更多评论。至此我们只说——习近平所处的是一个完成了人性觉醒的时代，习近平想扛起的却是过往的，即造成人性觉性的社会原则和政治制度的责任，这可能吗？习近平想在沸腾中负起冰块的责任，这可能吗？

不错，凡年满十八岁的国民都是在做人，共产主义就是一种特定的如何的做人的原则。但是一切能做人的人，都必是“已经是人”。所以人之如何做人，不能超越出人之是人。因为人的性是从“是人”那一刻就不可移转地被秉授了的。共产主义的如何做人却是在人的是人之外。所以，人文人本主义的回归是不可抗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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