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抚今追昔两甲子 历史惊人相似

六十年一甲子，天干地支一轮回。对于中共来说，「辉煌六十年」，这是值得纪念的喜庆年份。即使新疆人心惶惶、乌市街头仍然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即使北京自我隔离、百万「维稳」大军将首善之都围成了一座孤独封闭的死城，似乎也无损于他们自娱自乐的喜庆气氛。

凶岁沖喜，以壮官威

凶岁沖喜，以壮官威。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早有预期，怕这样「十全十美」的好年份剩下不多，庆一次，就少一次。下一个十年，将党心纷扰，下一个三十年，恐民心难料。我们这个时代，最确定之事，就是一切待定，国是不明、前程未卜。下一个六十年，就到了二○六九年，那将会是什么情景呢？我们完全可以提前确定，六十年后的十月一日，将不再可能是子孙后代们的「国庆」日（倒极有可能被定为国难日，或全民忆苦日）。想想将来的中华儿女，真要让我们这些六十年前为过非、作过歹的不肖祖宗们，感到由衷的羞愧。

晚清国情与今朝惊人相似

六十年党国，不堪回首。再上溯六十年，是遥远的一八八九年，那是大清帝国的晚年。世事多变，今昔国际环境已不大可比，而若以「特殊国情」论，却与当今惊人的相似。那时候，清王朝已从太平天国、捻军、新疆叛乱的「浩劫」之中拼死挣扎了出来（其惨烈程度亦如我们从文化大革命中挣扎过来一样），健步走上了同光两朝蒸蒸日上的「中兴之路」（我们现在是叫「复兴之路」）。一八八九年，似乎也是一个好年份，时值帝国「中兴」的顶峰。为了国运振作、皇权长久，当年的大清政府也曾经「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发动了「只经改、不政改」的洋务自强运动（一如我们现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欧风美雨驰而东，中国的近代事业就从那时悄然开张。那时候，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自强，招商引资、设局办厂，开矿炼铁、造船筑路，股市红火、钱庄兴旺，其实也是如火如荼，政绩斐然，「辉煌」得很。那般热闹光景，并不见得就比当今逊色。

然而，仅仅五年之后，经甲午一役，洋务运动现出了其虚弱的原形。从此「经济改革」一蹶不振，帝国政局也江河日下。戊戌政变，康梁远走、光绪被囚。庚子事变，联军入侵、两宫「西狩」。清政府实在是左右为难、无路可走，这才万不得已下定决心从「变器」转为「变法」、从「洋务」转为「新政」，半心半意、满不情愿地开始「仿行宪政」。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清帝国终于克服了改革道路上的重重阻力，启动了众所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可惜为时已晚，也有些被动了。

内外不谐，诸事不顺

上世纪之初起步的清廷政改，与近些年来拟议中的中共政改，其思维大体一致，路径也大体一致。都是先纠缠于「釐定官制」（现在叫做「行政体制改革」），后遇阻于「祖宗之法」与「君上大权」（现在谓之「四个坚持」、「党的领导」）。结果，改官制就成了争权夺利的战场，保君权就成了制度转型的屏障。「晚清新政」是内外不谐、诸事不顺，所制造出来的新麻烦，比它所能解决的老问题还要多。党争不断、权斗激烈，满汉纠纷、央地冲突，绅商失望、督抚离心，官乱于上、民变于下。「群体性事件」四处蜂起、风起云涌，革命形势一触即发。一班宗室亲贵（如今我们把这一类人称作「太子党」）偏偏要咸与参政，妄图排汉官、削督抚，要关起门来搞他们的内部「宪政」（现在的名词，是叫做「党内民主」或「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欲以皇权对抗民权，以宫廷和官府的内部民主取代规范有序的宪政民主。在帝国「维稳」最为吃紧之际，「太子党」们竟然端出了一个由王公贵爵所主宰的「皇族内阁」。犯下了最后这一堆错误，爱新觉罗朝廷的好日子算是过到头了。再想要洗心革面，也就没有机会了。偌大一个大清帝国，终至无所依凭，不堪一击、土崩瓦解。

今红朝诸公气度逊清西太后

清朝是不时兴办什么「国庆」的。他们精心操办的最后一次帝国庆典，是慈禧太后的「七旬万寿」。也与当今的六旬国庆一样，气派无比、庄严隆重，炫权耀富、劳民伤财。不过，慈禧的生辰庆典虽然奢侈烦费，却也是做过一件好事的。借「万寿」之机，懿旨特赦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之外的所有戊戌案犯，革职者「开复原衔」，监禁者「一体开释」。实际上，她是找了个机会为政治犯平反、与反对派和解。对于当年权大威重、一言九鼎的老太后来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这已经很不容易，更何况，在她与「戊戌案犯」之间，不仅有犯上作乱的「国恨」，还有「围园劫后」的私仇。在这一点上，当今的中南海红朝诸公远远比不上昔日西太后的气度。党国六十年大庆了，不见「六四」平反被提上议事日程，也见不到达官贵人们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息事宁人、「与民同乐」的仁心慈念。满目所见，他们尽忙着与民作恶，一门心思截访民、抓刁民、控网络、封异议去了。风霜雪雨两甲子，政治进化不过如此。

二○○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相关标签：甲子    戊戌    改革    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