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委出局和维稳前景
第二个就想谈一下政法委的出局和维稳的前景，因为政法委出局直接就影响到维稳的问题。常委定七个人和政法委出局，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本来常委九个人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互相牵制，分散权力，使得中共最高层的决策过程变得效率更低而不是更高。这是和整个格局的设计是有关系的。设计这个寡头平权，它的目的并不是建设性的，而是维持性的，不是说要变，而是说要不变，就不管是政策还是做法，它都是希望不变的，因此它的效率是愈低愈好。效率高只是说对“变”有利，而效率低是对“不变”有利的。
所以这十年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一个看守政权。当然这种格局从中共统治的角度来说的话，它的弊端也是显露无疑的。这次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委的安排，和江、胡这两任的区别，是习近平很可能在完全接班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发言权，而常委七人比九人对习近平更有利；胡锦涛本人也出于要压制，或者彻底排除江泽民干政，从这个目的出发的话，他也会支持人数比较少的方案。这就是常委七人的基础。
对于政法委出局，在这之前，其实大家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了，不管是支持这种作法，还是反对这种作法的人，基本上没有多大的不同意见。原因一个是，政法委在常委这一级由于薄熙来的出局而使得政法委后继无人，找不到一个政治局委员有可能入常的人来接政法委书记。
公安部长孟建柱原来只是个中央委员，他没有特别的表现和后台的话，不大可能连跳两级进入常委，这次他倒是进了政治局而且接手了政法委书记。而孟建柱坐这个位置的话，并不是非要他不可的，就是别人也可以替代的，随便找一个省委书记，在孟建柱接替公安部长的时候，找另外一个人也可以来接替公安部长，不是非他不可的。
这和当初江泽民找周永康当公安部长的情况不一样。江泽民找周永康是对当时的公安部长贾春旺不满意，认为他迫害法轮功的程度达不到他的要求，所以要找一个心狠手辣、极端顽固的人，又能够被江信的过的，又是主动迫害法轮功血债累累的，要找到这么一个人来代替公安部长的位置。那个时候全国看来真的是非周永康莫属。别人也参与迫害，但有的是被动接受命令，有的是手段达不到周永康这个程度。就是因为这些，周永康才在后来有机会去接替罗干，进入政治局常委任政法委书记。后来看中薄熙来，他的判断标准也是一样的。当然薄熙来自己本人另有野心，那是另外一回事。其他这次入常的这批人当中，直接能够接手政法委的，还真找不到。
因为政法委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就是在权力被削弱以后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没有公安部经验的直接就管理政法委，几乎没有可能。所以在目前的分工上，常委里面如果有一个人要代表共产党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去分管政法工作的话，那可能会由习近平本人，或者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来兼管政法工作。而政法委就留在政治局这个水平上，不进入常委。
谈到这里我们就要谈一谈关于维稳体系的前景问题。十八大以后有一些，特别是美国朋友就问：中共的政法委书记不入常，维稳的机制会不会发生变化？我认为维稳首先是一种统治的方式，它不是一天形成的。我们过去谈过维稳的来龙去脉，这里我们就不多提了。这个维稳实际上就是从迫害法轮功开始的，先成立了“610”办公室，在具体的迫害人权的过程当中，迫害法轮功的过程当中逐渐的积累经验形成一个体系。到了奥运会之前，就把这个体系直接的移植到维稳领导小组和维稳办。
这个体系它是一个全面的、多年来贯彻实行的。它从党内的文件到对相关法律的解释，就怎么用这些法律来迫害人权，这里就包括党政干部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制、《信访条例》的更改，和后来政法委对信访条例的解释，如何把这些东西应用到维稳上。
另外还有组织结构的保证，这里就包括像政法委对公、检、法、司怎么样指挥，怎么样协调；武警的双重领导，怎么样又受中央军委领导，又受公安部门领导；公安部门还有内部的分工，包括政治警察国保是怎么形成的，是怎么加强的；还有各级“610”办公室和各级维稳办等等。这是组织结构的保证。
另外还有资源的配备，像财政拨款，这两年维稳经费都已经超过军费了。另外还有一些动员机制怎么样形成，怎么样贯彻，像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应急预案，从中央立法开始，一直到各省，各个市、各个区县，一直到街道都有相应的应急预案。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个工程它的形成是中共和人民彻底对立这个性质所需要的。
政法委它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权力过分扩张，又成为江留任军委主席以后形成的第二中央的一个部分，后来发展到第二中央的一个主要代表，从而危及到了中共本身的安全，而中共觉得需要约束它而已，并不表示这个维稳的方针、维稳的政策会改变，中共对民众的镇压会改变，这不会的。
因为维稳思维的改变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实际可以应用的理论在中共体制内部是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旦建立起来以后要找替代品也是不容易的，这不像是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每个人都可以弄出一套来。维稳思维是实际运作的，这个系统一直在运行，只要它的思维不改变，它的机制就会继续运行，不是说替换掉一个政法委书记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也不是说把政法委赶出常委就可以解决的，因为这些问题，所有的社会问题，还是需要这个系统来解决的，只不过是把这个领导权从另外一个第二中央收回到了现在的中央，如此而已。
而维稳思维和理论，它是建立在中共越是经济发展，它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统治手段越来越少，怎么办呢？最后只剩下暴力镇压这一条路了。这就是维稳思维的来源。而这个又是和过去30年的发展模式，或者说更多的是和过去63年中共的统治模式有直接关系的。
再谈下去的话，那我们就要回到中共的体制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上了，这就不是说哪一个人，哪一天想改变就突然之间能改变得了的。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十八大的报告，还是常委的人选，都充分表明中共没有任何迹象要改变现状，当然也就不会改变现在的维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