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士黄炎培，认为中国历史的王朝，“其兴也勃焉，也亡也忽焉”，总结出有名的王朝兴衰周期率。网上的《公民月刊》刊出文章：官满为患的历史轮回。
文章说，这个历史周期率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也被另 外的历史学家关注，并总结为王朝中期赋税暴增、官吏暴增等规律。当然，此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规律是，王朝皇亲国戚和天潢贵胄人数的暴增。而一旦赋税、官 吏和天潢贵胄暴增，其结果必然是人们负担的暴增。不堪重负的王朝不能维持，就倒台完蛋了。一个新的王朝在旧王朝的废墟上重新建立，重新演绎旧王朝“其兴也 勃焉，也亡也忽焉”的悲喜剧。
历史上“官满为患”的王朝，最典型的当属宋元明。北宋建立不久，冗官就已经成为一大包袱。司马光就说，他那时的官吏 已经是北宋最初建立时的十倍，而这时候距北宋建立才100年。到了南宋，冗官更为严重。有人说，北宋时期以320余郡的财赋，供养一万多人的文官，而到了 南宋，则以国土沦丧后的100余郡的财赋，供养二万四千多官员。和宋朝一样，明朝也经历了官员人数由少到多的膨胀历程，到了明朝中后期，文武官员的人数比 起开国之初增加4-8倍。
文章认为，官多了，养官的费用就多了，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自然多了。北宋大臣韩忠彦在元丰时给皇帝上书说：“今岁出之数，多于所 入，故国计不足。臣窃计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费，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三班常选吏胥之数则又过之。”宋朝的元丰年间距离皇祐年间，时间过去是二三十 年，而朝廷用于养活百官宗室的费用，已增加了一倍;元丰距离景德也不过80年，养官费用却增加了4倍。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时期，大臣张克公也说，“今官较之 元祐，已多10倍，国用安得不乏!”当时距离元祐，也不过三四十年的时间，官数竟然扩张十倍。南宋时期，一个叫做方岳的人指出：“今东南亦非祖宗之东南 矣!而兵食之费十倍于昔，吏禄之费百倍于昔，只此二事难于支吾。”这里所说的十倍和百倍，或许有些夸张，但在此期间官吏官俸爆发式增长，大概没有什么疑 问。
官多，是要浪费国库资财，但还远不止此。从整个社会来说，冗官过多，还有更大的隐性问题，这就是官员太多导致的争权夺利，扯皮内耗，以及机构 膨胀带来的权力扩张，既造成政府管理的无效率也摧残社会经济和公众生活。俗话说，无事生非。当官员太多而无所事事的时候，他们不是内耗，就是将权力之手伸 向社会，干涉社会秩序，甚至通过管制而寻租自肥。政府对于官员过剩最常见的解决之道是，在正常机构之外不断设置新的机构，以安排人员。宋朝的黄震，曾做广 德军通判。他记载说，当时在正式机构通判厅外，还有一个添差通判厅。这个机构纯粹是叠屋架床的赘疣，毫无必要，只不过是方便无所事事的官员鱼肉搜刮百姓而 已。这个机构没有什么正规经费来源，无非是靠一群冗官千方百计巧立名目鱼肉搜刮百姓过日子。黄震认为这样的机构和官员毫无必要，建议裁撤，却根本不能如 愿。
冗官是浪费和腐败的温床，古代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进行改革，裁撤冗员，以减轻百姓负担，克服财政危机。据学者王子今先生研究统计，在元朝80 年左右的统治期间，罢冗官的
举措有43起，几乎每一代皇帝都有裁撤冗员的指令，其中元世祖在17年中进行了19起。但最终冗员如故。元武宗曾经放恨话说： “去岁中书省奏，诸司官员遵大德十年定制，滥者汰之。今闻员冗如故，有不以闻而径之任者，有旨不奏而擅令之任及之任者，并逮捕之，朕不轻释。”这样的威胁 显得无奈又无力。同样，明朝的皇帝也发起过11次“汰冗官”的政治运动。
冗官太多，只是因为当官的好处太多，吸引了社会上很多人挤入官场捞好处。 而裁汰冗官则要砸掉官员的饭碗，遇到官员的抵抗是不言而喻的事。宋仁宗景祐三年诏令御史中丞杜衍裁汰三司冗吏，结果有吏员500余人到宰相府第请愿，又到 杜衍住所“诟詈，乱掷瓦砾”，虽然首要人物被处置，但是裁员计划也夭折。显然，靠官僚机构自身，是无法克服官满为患这个政治癌症的。既然皇权政治下无法自 我消肿，那么，最终只有皇朝垮台，开始新的轮回，才能暂时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公民》还刊出李英强的文章：用开放的社会行动来应对教育危机
文章说，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各种教育灾难，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家庭到社会，无数家长在伤心叹息，无数青年在迷惘彷徨……很多人都在说：大环境如此，大家都一样，没办法呀!
果真没有办法么?
文章认为，教育的核心功能并不复杂，无非是帮助和促进身体、心智、灵魂的发育和成长。从通俗的角度来说是“德、智、体”。
体制化的教育，重在应试，号称重视智育，实际上连智力发展的规律都没有搞清楚，只是用一套粗暴野蛮的方法搞“优胜劣汰”——实际上是“八股文取士”的现代翻版。再粗暴野蛮的方法，智力占优的部分人总能在既定规则下“脱颖而出”，这使得它貌似还有一定的合理性。
体制化的教育，在真正的体育教育上是无所作为的，在德育方面甚至起到的是副作用。 丢掉了幻想，才能开始真正的思考。有了清晰的认识，才能有理性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