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皇帝远，习近平救不了李老板？

11月29日，习近平带领李克强等常委一班人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陈列展，还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使我想起1936年，重庆大学第二任校长胡庶华公开发表《理想中的重庆文化区》，首次倡议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建立文化区。他说：重庆市之应建立新文化区，其意义不仅在四川文化本身的发展，而尤关系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1938年2月，重庆沙磁文化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近代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这个文化区最初得以重建。无疑地，习讲的民族复兴是大概念，胡讲得是小概念，基调和方向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再笨，也不会忘记近年重庆在薄王乱法时代发生的事：2009年3月，重庆市水利局将大楼外原本长得枝繁叶茂的小叶榕、天竺桂移走，换栽上包括银杏、香樟树在内的11株大树。年逾古稀的吴登明听现场施工人员告诉他，移栽来的这些大树总价值250万，想起“森林重庆”和“红色文化”的灾难，想起奉节县的贫困小学生，他很生气，不敢公开批评薄熙来，就在沙坪坝三峡广场组织大学生们搞了一场行为艺术：让他们身上缠满绷带化装成移栽进城的银杏树，以质疑重庆水利局的“换种”行为。

与此同时，位于沙坪坝区的重庆师范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种时尚：女孩都仿照江姐，穿上蓝色的旗袍，戴上了白色围巾，整齐地站在道旁搔首弄姿，她们不知道江姐的故事每天都发生在身边：龚刚模被吊打时，粪便拉在裤子里；王紫綺临死前，生殖器都腐烂了，樊奇航根本没杀人，却被枪毙了；曾智强是开华宇广告公司的小老板，竟搞出了一个“黑社会“；李俊还在海外躲藏呢，给他顶罪的哥哥李修武还没判刑，家里的财产就被公安局没收了；等等，这些故事就发生在重庆，有的就在沙坪坝区内。要我说，国民党再残忍，对江姐，许云峰也没这样吧？薄熙来，王立军比戴笠，沈醉等特务不知要坏上多少倍啊，记得2011年12月9日，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今日红岩谁来写？》，我不想再重复那些内容，我只想说，习近平说”民族复兴“，是不是也包括恢复和重建司法体系和民众对法治的信心，既然“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那么，就办好一件事吧，责令重庆公安局立即撤销李俊的通缉令，因为薄熙来和王立军已是千夫所指的恶人，不仅李家30多人判刑是徇私枉法，而且对李俊下通缉也是乱法的犯罪行为，它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李老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出国后没讲国家一句坏话，只维权喊冤，不参与政治，孤身一人流落海外，穷困潦倒，妻离子散，赤心不改，他不得不在中餐馆打工，有家不能回，有母不能养，有子不能爱，有事业不能打理，你说，这民族怎么能复兴？有嘴责备俏江南的老板张兰换国籍，不如给李俊平反更有感召力。

熟知历史的人真的难以想象，2010年10月26日，可怜的李老板星夜逃亡的故事，就活生生地发生在人杰地灵，历史悠久的沙坪坝，我读过蒋碧薇的回忆录，知道不少令人肝肠寸断的有关磁器口和张道藩的旧闻，印过徐悲鸿等无数文化名人足迹的地方，竟上演了薄熙来引领的“二次文革”的闹剧，公检法能一棍子打乱了，冒出370个专案组，动用警力上万人，抓捕了5万多人，判刑了17000多人，虚构了630个黑社会，建立了铁山坪等数百个专门刑讯逼供的所谓“打黑基地”，光沙坪坝区就有龙湖宾馆，武装部招待所等四家，区委书记李剑铭，区长方海洋和区公安局长郭维国等人，奉薄王旨意，为讨成都军区张军头欢心，用“钓鱼执法”的阴谋，把李老板手下的金龙玉凤娱乐城，包装成了黑窝和淫窟，但笔者久居大连，与薄熙来是邻居，他家楼下比金龙玉凤黄上百倍的桑拿房，洗头房，歌舞厅，泡脚城，比比皆是，到处繁荣娼盛，薄熙来为什么不管？可见是有罪推定，栽赃陷害，黑打乱打，用心险恶。试想，国家民族都是由一个个小的家族组成的。像李俊这样的老板，下面曾有2000个员工，每家就算3个人，就是6000个，这就是说，不算缴税，就帮助政府养了数以千计的老百姓，至今历经磨难，还有370个职工，你说，他黑在哪？连这样的社会细胞都破碎了，搞得民企人心惶惶的，如何复兴中华民族？

我听说，去沙坪坝的游人都要参观渣滓洞，据报道，渣滓洞原为人工采矿的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1939年军统将其强占设立看守所。渣滓洞分内、外两院，内院有一楼一底的男牢16间，另有两间平房作女牢，外院为特务办公室和刑讯室。把这一规模与薄王治下的“打黑基地”比一下，真是天壤之别，18个牢房，关了300人，而2009年，薄熙来一上任，3个月就抓了上万人，2009年2月3日，我乘机由大连飞往北京，偶遇中央广播电台驻大连记者李朝奋，李说，薄熙来抓人，抓红了眼，重庆看守所爆满啊。在21世纪的今天，薄王仿照本拉登搞了“红色恐怖基地”，以抢钱买官为目地，以唱红打黑为幌子，全面摧毁了邓公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和彭真倡导恢复的司法体系，把数以万计的良民投入监狱和劳教所，这是中国近年的地区性红色大灾难。如果不是胡温果决而勇敢，借王立军事件，把薄王拿下，试想，他入常之后，步步逼宫，中国就要遭殃，就要大倒退。

近年来，我接待过很多国内慕名来访的民企老板，他们都是我的热心读者，都对我表达了一种恐惧感和庆幸感，恐惧的是体制未变，生怕中国再搞运动，再出现新的“薄骗子”，纷纷把孩子和资产转移到海外；喜的是习李确实是品行不错的官员，能把政局稳定下来，不容易，下一步说不定能政改呢，故认为还是回去发展事业好。这种矛盾心理，很有代表性，既留恋过去的财富，又恐惧命运的不可预测，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不能像加拿大这样，把钱存在银行里，晚上可以睡安稳觉。可见，空谈确实误国，谈民族复兴，不能回避政改。我看，主要是要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给老百姓看看，人心真正地收回来，民族和国家才可能复兴。

最近，有消息说，习近平去深圳视察，有点邓公90年代初南巡的味道，我想，可能确有必要，假如不能把深圳变成民主和法制的“政治特区”，还不如去沙坪坝呢，习去看看俊峰企业集团，听听80多岁的李俊母亲讲讲这两年的遭遇，听听李老板10岁的小女谈谈对父亲的思念；翻翻王立军留下的一堆乱账，2010年12月9日，由沙坪坝公安局追缴的6140万元，为什么收据是区财政局的，而加盖的公章却是公安局的，这里的猫腻，大概只有上面来的大官下令，才能查清吧。把李俊这样一个黑打冤案翻过来，就能带动一大片，中国两极分化严重之原因，主要在于税收没用好，没用在刀刃上，怨不得富豪，应当归罪于薄王这样的贪官，李俊案重审的意义，将影响深远，它至少说明，共产党内有坏人，也有好官，中国没倒退，还大有希望。

正如胡锦涛退休后去遵义旧址视察，不如去寻找毕节市冻死5个小学生的垃圾箱；温家宝声称归隐林泉，却要起诉《纽约时报》，不如大胆地公布个人私有财产，推动《阳光法案》；汪洋强力抓贪官，不如把所有的乡镇变乌坎；习近平鼓吹中华民族复兴，不如令高法重审重庆冤假错案，先恢复一些民企老板家人的名誉，凝聚老百姓的人心，等等，总之，自古以来，都有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传言，在笔者看来，遵义旧址就是权力内斗，刀光剑影的鬼地，不可去也；参观民族复兴展览，重温中国复兴梦也未尚不可，但中国的问题在大的方面和方向，也在小的环节和细微之处，一时不敢“去毛化”，能做到“去薄化”也行啊，但一定要彻底，切不可力阻薄熙来，却给他留一半生存的空间和尾巴，那是遗患无穷的恶魔，空气适应了就会出来吃人，而否决薄王的通缉令，就是彻底地颠覆“唱红打黑”运动的关键一步。

11月24日，原福建圣农企业集团的总经理陈延峰约我聊天，他拿出一张当年习近平视察该企业的照片，上边有他向习近平汇报时的音容笑貌，陈说习长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所以，我想起习近平讲过的话，多有感慨，他说，我们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还说，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道路决定命运，我们必须沿着正确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赞成这段话的一半，的确接近目标，但近在咫尺，也远在天涯，因为国家经济上是第二大强国，但政治上却积怨积恨，太落后了，他父亲那一代就没有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到他这一代还是没有，实在可悲。李俊的希望，是每一个民企老板的梦想：他们已经得到的合法财富应当获得法律的保障，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一种制度，能有效地约束和制约官员，这不是薄熙来一个人的问题，是政改的大问题，难道与国际接轨，就没了中国特色吗？我也知道，改革太冒风险，太难，阻力太大，故使用了这个敏感的题目，也许习近平知道李俊的故事，也同情他，但自知不方便干预司法，问题是，这个案子就是官员践踏法律的结果，没有比薄熙来大的官，要翻案不容易，因此，久拖不决，赤子心碎，真的是“天高皇帝远”，习近平救不了李老板吗？

2012年12月6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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